开国上将的子女到井冈山追寻父亲的足迹

    我还感到，看老干部是不是廉洁，他们的子女状况便是一个准确的信号。

    我60年代在十一学校上学，这里离各个军队大院很近，所以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40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的子弟。

    班里有叶帅的儿子叶选廉，还有五六位上将、大将的子弟。前几年我们聚会了一次，年近50岁的人想起儿时的生活不禁唏嘘。那时候是那么单纯，对未来的憧憬是那么美好。岁月让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

    如今我们已经变老了，但是真正能和父辈业绩相媲美的几乎没有。连局级干部或企业老总，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有个别的已经下岗或者做了传达室看门的，这就是严峻的现实。

    我三哥陈人俊有次和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聚会，得知他也是一介平民，也是靠正当收入生活，开的是已经很旧的普桑，但他感到很踏实。

    我们与海军上将王宏坤的儿子王新中也很熟，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打拼，开了一家公司，业绩不错。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公司没有用过老爷子的一点权力，老爷子也帮不上忙。”

    还有我的朋友、西藏军区司令员谭冠三的儿子谭戎生，他目前已经退休，也过着平平常常的百姓生活，就象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在早上晨练，读书看报，颐养晚年。谭冠三临终前向党提出了唯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谭冠三逝世后,做为长子的谭戎生自愿到西藏去,继承父辈未竟的事业。谭戎生的四弟是战争年代因父母无法带走而留给根据地老乡的，至今还在河北农村当农民。因为谭将军在解放后说：老区的人民在我们危难的时刻收留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忘本，是人民把他养大，他也要回归人民。

    现在谭戎生还要不时帮助在农村生活困苦的弟弟。

    前不久我的二哥带我见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他身材不高，瘦弱的身躯已经有些驼背了，满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依稀让人感到他受过不少苦。如果让我猜想他的身世，我会说这个人不是乡村教师就是老工人。若猜想他的上辈，我也依然停留在刚才那几个职业中。

    二哥告诉我，这是50年代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儿子。我既惊诧也不惊诧，惊诧的是他似乎连高干子弟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惊诧的是，过着普通人生活的高干子弟太多了,他们的父辈大多早已远离了权力。

   邓子恢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和老一辈人提起来都记忆犹新。邓子恢1916年中学毕业后，经考试取得公费留日生的资格，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1923年发起创办《岩声》报，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子恢1926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2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邓子恢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3年初调中央任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同老一辈中善于思考、真正关心民众疾苦的领导人一样，他在升虚火的公社化高潮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1958年到处在鼓吹浮夸风、共产风。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邓子恢主抓农村工作，他知道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他认为这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了解农民，知道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