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个是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1925年“五卅”以前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农民问题认识并不深刻，“没有人研究过”，“党里也很少有人注意”，那时也说农民重要，但重要在哪里？关键问题何在？并不十分清楚。农民问题的概念很宽泛，有好几个阶层，依靠谁团结谁，才能真正把农民的作用发挥出来。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讲清楚的，在中国应该首推毛泽东。他说，所谓农民问题，主要的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群众，贫农是革命的中坚，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把农村各阶级、阶层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分析和认识十分重要，否则阵线不清，无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另一个是中国各派军阀的统治因帝国主义分割而不统一。这种各派军阀分割斗争的局面，给开展革命斗争以很好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对军阀统治的认识比较早，打倒军阀一直是个大目标。但中国各派军阀割裂统治所造成的极其反动极其混乱的局面，必然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而成为推进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也是毛泽东最先阐述清楚的。他早在1923年《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作过专门的论述。毛泽东抓住农民和军阀统治不统一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最基本的国情，就找到了革命军的主力所在，找到了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而反动统治薄弱的地方也在农村，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战场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同的另一条道路，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一条新的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访问人：这个抉择的意义的确非常重大。如果没有它，中国共产党也许还会在黑暗中摸索。但是对这个抉择产生共识，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赵福亭：可以这么说。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起义的目的还是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包括当时党的领导核心和相当多的高层领导人都是这样看和这样做的。毛泽东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被全党认识并接受有一个过程，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统一。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苏区以前，党中央执行的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排斥毛泽东，批评毛泽东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说以农村包围城市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等等，致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大挫折。

    第三次抉择：北上抗日经营北中国

    访问人：在贯彻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问题上，还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吗？

    赵福亭：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仅仅开创并确立了这条道路，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形势，没有革命的客观条件，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作出的对中国革命有重大影响的第三个抉择，就是北上抗日，经营北中国，在北中国求发展。抓住北上抗日，在当时的中国，就是抓住了革命的契机，掌握了能够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从而引导革命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