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习仲勋不但身先士卒，深入一线，还命令各级党组织一把手也都亲自抓反偷渡工作，领导干部分片包干，齐抓共管。在各地党政军民的密切配合下，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有效遏制了偷渡外逃的高发势头，外逃人员逐月减少，11月份，全省下降到只有近百人偷渡。

　　第三是要胸揣人民利益，关心人民疾苦，关注干部困难。

　　在处理重大突发性事件中，往往是措施力度大，行动超常规，处理不当，很可能伤害群众的利益。所以，越是紧急突发，越要心中想到人民利益。曾经做过统战和信访工作负责人的习仲勋，对人民的意见和疾苦很关心，从不当作小事。

　　随着大量偷渡外逃人员被堵截抓获，对他们的处置工作凸显出来。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1979年1－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超过10万，比上年全年总数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满为患，也发生了很多问题。一方面，收容站对偷渡人员缺少宣传教育工作，只是简单地收容、遣送，期间还有殴打、搜身、罚款的行为，遣送回乡后，还有各种处罚、批斗；另一方面，收容站条件差，有时一些被收容人员没有饭吃，饮用水供应不足，受伤人员不能及时医治。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运人员也曾采用手铐和绳捆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习仲勋比较早地察觉这方面问题。1978年夏考察宝安，他就提出了“人抓了放在哪里”的问题。在临时收容站，他亲自做偷渡人员的思想工作。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在视察深圳时，又向他提出了收容站条件恶劣，处理不当的问题，更加引起了他的重视。习仲勋得到情况反映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他严肃批评说：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 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这年7月，习仲勋在给国务院领导的制止群众偷渡外逃问题的报告中，没有遮掩收容工作的严重问题，据实上报。

　　由于地方一把手高度重视，一些人的错误观念有所改变，收容站的条件和管理方法有所改善，外逃人员的对立情绪大为缓解。可以看到，在处理收容遣送的问题上，习仲勋较早地把“和谐”的理念贯穿其中，注意从政策层面上消除不稳定因素，抓小、抓早，防止矛盾激化。由于处理及时得当，没有使收容遣送中的问题进一步扩大，终于没有酿成群众前方偷渡外逃，后方对立闹事的严重局面。

　　关心群众，也包括关心基层干部，了解他们的苦衷，解决他们的困难。基层干部奋战在第一线，困难大，委屈多，真正关心他们，帮助支持他们，才能赢得他们的心，形成合力。在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习仲勋更多地是自己承担责任，不委过，不迁怒。中央对广东外逃之风关注后，他不向下推卸责任，而是多次在各种场合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责任要由省委来负，对下面支持、撑腰不够。”“我们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什么批评，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遇到不利局面，作为领导能体察实情，勇于自省，解脱下面的干部。这既是习仲勋高尚品格的反映，也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体现。

　　以上是以解决偷渡外逃事件为案例，剖析了习仲勋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远大见识、为民情怀和高明手法。在这本书中，类似的事件和案例不止于此，对于当今的领导干部，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习仲勋主政广东》的作者是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专家，书中引用了大量档案资料，翔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