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1958年改名鲁迅美术学院)。毛泽东亲自为学院书写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毛泽东对鲁迅的尊敬与热爱，还体现在他对鲁迅的学生的关怀上。1938年春，毛泽东从前来汇报工作的丁玲处获知鲁迅的弟子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便亲自到招待所探望萧军，还邀请他一起共进午餐。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抵达延安后，由于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曾一度萌生离开延安的念头。毛泽东知道后，一次又一次挽留他，与他促膝长谈，帮助他解开心头疙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先后10次写信给他，多次接他到杨家岭谈话。1945年11月，萧军赴东北工作前夕，毛泽东又两次接见他，与他亲切交谈，期盼他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还邀请萧军去朱德总司令家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与朱德一道，一直把他送到大路旁才挥手告别。毛泽东对萧军的关怀，尤其是对鲁迅的评价，影响了萧军一生。

　　毛泽东指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爱读鲁迅的书，非常推崇鲁迅的人格、思想和文学功绩，在其著作、报告、讲演和口头谈话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论述，仅130多万字的《毛泽东选集》五卷中就达20处之多。

　　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演讲。毛泽东在演讲中指出：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

　　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还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他指出：“综合上述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的演讲，被陕北公学学员汪大漠记录下来。汪大漠将演讲记录稿带到武汉后，交给曾协助鲁迅编过《海燕》杂志的左联重要成员、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胡风将毛泽东的演讲稿刊载于自己主编的《七月》杂志上。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这篇题为《论鲁迅》的演讲记录稿，后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给予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评价鲁迅的短短四句话中，毛泽东使用了4个“伟大”、9个“最”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