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西安事变”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期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中共在扩办抗日军政大学的同时,陆续创办了陕北公学(1937年9月)、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延安马列学院(1938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院(1939年5月)、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等一系列面向广大青年学生的免费学校。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住窑洞,穿草鞋,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标志。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将制服手袖、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时装。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交际舞促成了革命婚姻
鲁艺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
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
“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
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学生实习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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