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我们的失误，它说明了什么问题？一方面，固然说明我们民族太善良，常怀“以德报怨”之心，总把别人往好处想，结果君子被小人算计；另一方面，也说明国人的证据意识太淡薄。

　　何以证据意识淡薄？我想，原因大约有三。长期的农业社会的生活，使国人养成了一种稀松凑合的思维习惯，凡事不大较真，得过且过，相反，凡事都要认真“确认”的习惯却没有养成。此其一。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有轻视科学技术的弊端，诸如举证、求证、论证之类的逻辑思维方法很不发达，实际上也就是科学思维、科学精神不发达。此其二。人治传统在我国一向居于主流位置，权势往往是大于法制的，所以证据在解决纠纷乃至打官司时常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人们的证据意识并不十分强烈。此其三。或曰，我国传统学术中不是产生过崇尚证据的乾嘉考据学派吗？不错，是有这个学派。但他们的考据思想和方法并不普及，而且近几十年来还时常受到讥贬，谓之“饾饤琐屑”。以上种种，都聚而成为酿成国人证据意识淡薄的酵母。

　　右翼分子强烈地刺激了我们，激起了我们奋起纠正以往的失误。近些年来，不论是一些官方机构，还是民间人士，很多中国人都在自觉地做一项工作，就是搜集日寇侵华证据，举凡能够证明日寇侵华罪行的人证、物证、书证等等，都在搜求、保存之列。《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编纂出版(南京出版社2007年出版，朱成山主编)，可谓这种搜集证据行动的一个大动作。这部《名录》，是历史上第一部印成书籍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厚厚7大册，载入遇难者9000余名。这既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档案，一部有力的证据集，也堪称一尊镌刻着殉难者名字的纪念碑。

　　略举两位遇难者的情况记录，以见《名录》的体例和内容之一斑。

　　高大有男60岁厨师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华门外宝塔根105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在自己家，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加害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黄蜡红女8岁汉族南京人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央门外五班村，遇难时间、遗体掩埋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地点为中央门外五班村家中，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遗体掩埋地点为迈皋桥回子山。

　　可以看出，《名录》的体例是相当严谨和科学的，所记录的内容，包括遇难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遇难地点、遇难方式、掩埋时间和地点、加害者部队番号等十多个项目，这种记录方法，全面呈现了遇难者的情况，其具体性、完备性，使之具有了法律证据的特质。《名录》的严谨和科学，还特别表现在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身份的识别和确认上。体例规定，书中所载的遇难者，其遇害的时间，必须是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至1938年1月底之间，因为这个时间范围是东京法庭所认定的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只有在这段时间内殉难的，才具有“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身份。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名录》的科学性，亦即证据的确凿性，只有这样，才能不给右翼分子以口实。为此，许多在这段时间之前或之后不久在南京殉难的同胞，就只好不记入《名录》了。这样的一份《名录》，无疑是非常专业、正规和科学的，是证明力极强的法理学意义上的确凿证据。这是真正的铁证如山。

　　在这样一份证据面前，日本右翼分子倘若不是耍赖，不是死硬地与中国人民为敌，那么他们就应该有所震动，有所醒悟，而日本年轻人如果看了这份证据，也应该对自己读过的伪史教科书发生怀疑乃至抛弃教科书上的谎言。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脑找证据。”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我们不能稍有怠懈，不能停下来，因为日本右翼分子总是没个完。我们不仅要编纂《名录》这种人物档案性质的书，还要编纂其他类型的有保存历史证据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