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七十周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首批八本书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三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四册）和原日本老兵东史郎的绝笔《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一书问世，填补了历史文献与研究的空白。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单位专门为新书举行了首发式。 中新社发 何平 摄

　　“拿证据来！”日本右翼分子说。他们向我们要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我们与这些右翼分子打历史官司，说到底，就是打证据。

　　我们遇到的对手，是一群不见证据不服软的对手。整个日本民族，证据观念都是极强的，不只是右翼分子。所以，我们拿出的证据，不只是给右翼分子看，也是给整个日本国民看，特别是给读了伪史教科书的年轻一代看。当然，还要给国际社会看。
 

　　日本人证据意识强，渊源有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学到了西方的科学精神，学会了西方学术的实证方法，凡立一说，必讲证据，必以事实材料为立论根据，而且举证崇尚绵密，不惮繁琐。若是看一看日本人写的学术论文，便可一目了然。这是一。其二，日本是个法制森严的国度，一般平民都有很强的法制观念，由此便自然孕育出了浓烈的证据意识，涉讼时擅长举证不说，平时争辩也动辄要别人“拿证据来”。崇尚证据，几乎成了日本的国民性。

　　这种国民性本来是个好东西，但一到了心术不正的右翼分子手里，就仿佛变成了“皇军”手里的武器。

　　这种既崇尚证据又心术不正的对手，着实不好对付。

　　我们怎么办？只能拿出证据来！而且要拿出法理学意义上的确凿证据来。空说“铁证如山”是无效的，尽管南京大屠杀天日昭昭，举世皆知。

　　证据，其实是举不胜举的，但是，真正有效的、能够制服右翼分子的证据，却又并非是唾手可得的。回想当年东京审判、南京审判，虽然世人皆知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但要定他们的罪，仍须以法律承认的证据为依据，而最后也正是靠了这样的证据才使恶魔受到了严惩。

　　但是，搜集这样的证据并非易事。当时我方提供给法庭的500多件案例，便是费了极大的努力和周折才搜集到的。关于这些证据之不易得的情形，我方当时有一份报告书这样写道:

　　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有之，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经极大困难所访得。

　　实际上，当时南京大屠杀刚刚过去没几年，殉难者的血仿佛还没有干，而证据就已经如此难以搜集了，更何况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

　　然而，正是在这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分子向我们索要起了证据！猛然，我们醒悟了，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失误——战后这几十年中，我们竟未曾用心去刻意地搜集和保存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以致大量的证据被损毁和消失。譬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建在当年屠杀现场上的，但施工时却没有注意寻找遇难者的遗骨，直到纪念馆建成后整理草坪时才发现遗骨。对这一重要失误，一位研究者曾极惋惜地说道:“当时就想赶快把馆建成，却没有注意挖掘这么重要的历史证据。”再如，通过向大屠杀幸存者做调查以获得证据，本来是早就应该做的工作，但直到近些年才动手，结果，很多当事人早已亡故，证据也随之湮灭。虽然这项工作后来有所收获，但正如许多研究者所叹息的:我们动手太晚了！即使是在调查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不少失误，比如，一些执行调查的人员由于不够专业或是草率，没能在调查问话时对幸存者做正确的调查引导，致使得到的调查材料上不少写的都是诸如“我们家门前堆满了尸体”、“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类的证词，而这些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