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团”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塔儿山游击队，其根在山西省襄汾




王立学（前排中）和军事教导连干部合影



说起与雷锋的交往，王立学精神焕发。 通讯员赵文家摄

　　今年国庆，从未出过远门的襄汾县马玉胜破了一回例，9月27日动身乘汽车到太原，再转乘30多个小时火车到达抚顺，在抚顺停留了两天，因黄金周期间一票难求，辗转经大连、天津、太原、临汾返回襄汾。到家时，已是10月8日中午。已经62岁高龄的他，在旅途中度过了自己的黄金周。

　　老马的出行，在襄汾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学习雷锋好榜样”唱了几十年，但许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雷锋团”的根发源于襄汾。“雷锋团”建团60周年之际，多年致力研究“雷锋团”史的老马作为娘家人，受邀参加纪念活动。

　　老马的突然出行，令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渐渐浮出水面。

　　“雷锋团”根在襄汾

　　雨,哗哗地下着,距县城十多公里外的张再烈士陵园里,古木参天,巍峨肃立,背后不远处,巍巍塔儿山无语守望。就在这里,长眠着姚登山等几百名“雷锋团”英烈。之所以将他们葬在这里,是因为张再村以及相邻的安李、陈庄等村,都是他们生前经常战斗和生活的地方。

　　雷锋生前所在团队没有被称为雷锋团之前,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10团。其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姚登山领导下的塔儿山游击队,指战员多由襄汾当地人组成,称襄陵县保安大队,后改名“襄陵独立团”。日寇投降后,“襄陵独立团”划归太岳军区19分区45团,1949年4月25日太原解放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5师554团,1952年3月改编为工程兵10团。“1960年雷锋入伍时,部队里还有不少当年独立团的老兵,都是襄汾人”,马玉胜介绍说,其中包括吴广信、王立学、张铁军等几十人,退伍后都回到襄汾老家。

　　我和雷锋合过影

　　王立学1947年入伍,待到雷锋入伍时,他已在该团任军事教导连指导员(设在抚顺营口)。“第一次见到那小孩(雷锋),虽然叫不上名来,但就是挺招人待见”,今年79岁的王立学回忆说。

　　新兵集训完后要组织文艺会演,这是部队的惯例。王立学第一次见到雷锋,正是在团内组织的新兵文艺会演上。雷锋参加表演了两个节目,一个是和其他5人的集体舞《青年舞》,一个是双人快板《工程兵》。看过这两个节目,主席台下第一排就座的王立学立即相中了“这娃”。虽然刚刚入伍,而且个子不高,但雷锋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机灵活泼劲,说快板时更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底蕴,王立学寻思着,“让这娃到我们连当个通讯员该有多好。”爱才心切的王立学立即找到同为襄汾老乡,且私交非常不错的军务股长(专门管新兵分配)陈士珠商量,陈士珠拍胸脯向他保证:绝对没问题。

　　可是,新兵都已分配完一个多月了,就是不见雷锋前来报到,王立学急了,给陈士珠打去电话询问,才得知部队了解到雷锋参军前就会操作推土机,发挥其特长让他进了运输连。王立学只好放弃此事。

　　一年之后,1961年年底,崭露头角的雷锋在抚顺团部做“忆苦思甜”报告,王立学再次坐在主席台下。雷锋一上台,王立学就对旁边的人说,“这不就是去年我相中的那个孩子嘛,还真是个好苗子!”更让他吃惊的是,做报告时,雷锋没有拿讲演稿,只是手里拿着个小笔记本,讲上一大段才稍微看上一眼,而且发言时条理分明,逻辑清晰严谨,感染力强,理论素养也较普通战士高出一大截。听雷锋的报告,主席台下的领导干部及广大战士无不唏嘘一片,就连雷锋也是边讲边哭。“这么好的报告能是一个孩子写出来的?”王立学觉得,全团只有自己的襄汾老乡宣传股长吴广信有这样的手笔,找吴广信一问,才知道那还真是雷锋自己所写。此后,雷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