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军的女儿，我12次重走长征路，拜访老红军250余位，作长征讲座170余场，进行着与父亲的接力“长征”

图1

图2

图3

    一天，我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自己的一张照片（图②）与父亲讲长征的照片（图①）场景很相似，这也许就是一场神奇的接力吧。

    图③为我（左）和队友徒步松潘草地时腿疾发作，不得不拄着拐杖走完全程。
一张老照片。

    照片上的长者正微笑讲述着什么，一群“红领巾”聚精会神地聆听。那是40年前，我的父亲、老红军邓志云正在给孩子们讲长征故事。

    照片定格的那个瞬间，并非偶然，而是父亲晚年生活的一种常态。

    怀着对父亲的爱、理解和敬意，若干年后，我也像父亲那样开始讲长征。

    追 忆

    他想代表牺牲的战友，向这个世界述说

    “你们知道吗？天上那颗一闪一闪的星星下面，是我的家乡，我就是从那里开始参加红军长征的……”

    孩提时繁星点点的夏夜，我们姐弟躺在江苏南京石头城城墙边的竹床上，父亲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给我们讲红军的故事。长征路，成为悬挂在我记忆中的梦境。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来到四川江油。在地主家当放牛娃的父亲年仅12岁，报名参加了红军。父亲跟着红军走后，爷爷奶奶和叔叔都被还乡团残忍杀害。从此，父亲没有了自己的家，人民军队便是他的家，他的一生便是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而奋斗。

    记忆中，父亲为人和蔼，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无论春夏秋冬，旧军装的风纪扣永远紧扣。床上的被子，无论布面绸面，都被他叠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块”。他喜欢讲长征故事，经常像招呼战士那样呼唤我们姐弟：集合了！

    那些年，父亲不仅给我们讲长征，还经常被邀请去学校、工厂和部队作长征报告。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就曾坐在学校礼堂里听过他的报告——

    “我随部队来到川西北的雪山下，白色的冰雪世界刺得我睁不开眼睛。上山没有路，摔倒了要立刻站起来，不然会永远躺在雪山上。脚上的血泡磨破了，鲜血把草鞋染红，我一瘸一拐地往山上走，空气越来越稀薄，胸口堵得慌，咬一口揣着的红辣椒，还是喘不过气来。我实在走不动，就坐下来，发现旁边拱起的雪堆里是战友的尸体。这时，红军总部二局蔡威局长看见我，便大声地喊：‘小胖子，不能坐下，要勇敢地向前走啊！’他过来拉着我的手向山顶爬去。我跟着蔡局长翻过了雪山。但是，这位对战士关怀备至的首长，自己却牺牲在长征路上……”

    “在草地露宿，夜晚降雨寒冷，战士们背靠背席地而坐，如果水一浸上来，就要挪个地方。天亮集合号响，我发现和我背靠背取暖的战友，已经以坐姿长眠。我牵着驮着电台的马，不小心陷入沼泽，是班长用行军背包垫在我身下，硬是把我从沼泽里拉出来，可他自己却陷了下去……”

    “长征路是红军战士用信念和意志、鲜血和生命铺成的，红军战士个个是好汉！”父亲声音哽咽，礼堂里寂静无声。

    “同学们，我们一起朗读红军歌谣吧。”父亲提议，“夹金山，高又高，注意事项要记牢。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一下就胜利了。病人走不起，帮他背东西。大家互助想办法，一定帮他过山去。”

    沧桑的领读声与清脆的跟读声此起彼伏。那一刻，我似乎懂得了：父亲一定是想代表他牺牲的战友，向这个曾为之奋斗的世界述说。

    当然，他也会经常得到一份“厚重”的礼物——红领巾，那是孩子献给前辈的一份敬意。

    渐渐地，他珍藏的红领巾，有了厚厚的一摞。作报告后收到红领巾的父亲总是乐呵呵的，有时，他还会买回红烧牛肉，让我们“打牙祭”，分享他的快乐。

    记得有一天，我半夜醒来，见父亲还坐在灯下望着笔记本。那本子上，写有他战友的名字。“爸爸，你怎么还不睡觉？”我问道。“我明天要去部队讲长征，想起那些牺牲的首长和战友，心痛得睡不着。有机会，我带你去长征路上祭奠他们吧。”父亲回答。

    “长征路上千难万险，没有首长和战友的帮助，我不可能走过来。我只有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他们的牺牲。”这句话是父亲的口头禅。他几次把单位为他加薪的机会，让给困难职工；离休后他义务宣传长征精神10多年，直至1991年生命的最后一刻，多家媒体报道过他的事迹。

    追 寻

    我被牵引着行走，12次踏遍长征路

    后来，我成了一名历史教师，也对长征一往情深。

    长征路，对我有一种深邃的吸引。孩提梦想中年稠，当我被它牵引着行走，去寻访历史、记录历史，感到那样有意义！

    2004年暑假，我怀揣着父亲的照片，背起行囊起程。13年来，我与队友12次重走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等走过的各条长征路。无论遭遇烈日雷雨还是泥石流塌方、高原反应还是腿疾折磨，我都没有停下踏遍长征路的脚步。我用磨肤炼骨，去感同身受红军的艰难。

    脚步在震撼和感动中前行。

    沿途，我们看到数不清的红军墓，在路边、在山腰、在山顶。每到一处，我们都深情祭奠。我们曾以三花酒挽清冽的湘江水，祭奠长眠在桂北湘江东岸的红军；我们曾爬上海拔4392米的雅克夏雪山垭口，凭吊牺牲在长征路“最高处”的红军；我们曾来到倒下过一万多名红军的松潘草地鞠躬跪拜，彼时晴朗的天空忽降大雨，分不清脸上是泪水还是雨水……

    我还在茫茫人海中，寻访到父亲口中的“好汉”红军250多位，其中开国将军28位、女红军41位。心中充满亲切、崇敬和感动地走近他们，我一张口喊出来的就是“红军爸爸”“红军妈妈”。他们的平均年龄90多岁，记忆中都刻有一个难以磨灭的词汇——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