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90年前，我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处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渊，中国人民处在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

    湘南，是湖南的重要门户，又是北面的坚实屏障。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这片土地土质肥沃，物产丰富；矿产资源闻名遐迩，素有“煤炭之乡”、“有色金属之乡”之称誉。

    然而，过去封建统治下，所有的土地、财富、宝藏，几乎为地主豪绅、买办资产阶级所占有。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广大劳动人民，世世代代饱受地主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不堪其苦。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揭竿而起，革命斗争的火焰愈烧愈旺。湘南起义的前夕，这里大大小小的工农运动、武装暴动此伏彼起，国民党反动派已是惶惶不可终日。

    湘南，武装暴动此伏彼起

    湘南起义前，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湘南郴州等地的学生不遗余力地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宣传，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与工农一道，向封建势力发起进攻。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成立了湘南地区特别委员会，工作重点是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和其他各种群众运动。主要负责人有陈清河、贺恕、杨树涛、朱舜华、陈芬、刘泰、高静山、李文香、曾志、夏明震、黄克诚、肖克等，并分别在衡阳、衡山、耒阳、宜章筹备建立了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即县委），是湖南最早成立的一批县委、特支或支部。到1927年春，特委管辖的地方已建立党团县委、特支或支部的，还有水口山、常宁、酃县、攸县、郴县、永兴、安仁、资兴、汝城、桂东、桂阳、临武、嘉禾、蓝山、零陵、新田、道县、永明、江华等地，共有党员1500多人，约占全省党员的五分之一。在党的发动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蓬蓬勃勃，迅猛发展，仅郴州地区十一个县，到1927年春农会会员就达60万人。同时，各县都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等工农武装。

    1927年，正当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向高潮发展的关键时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民党反动派，投靠了帝国主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仅三天时间，就有300多革命者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4月15日，李济琛在广州叛变，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达2000多人。5月21日国民党何健所部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突然围攻和捣毁了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等革命团体和机关，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祖国大地。

    反动派在各县成立了“清党委员会”、“清乡委员会”，叫嚷：“凡农皆暴，无工不共”。凡属“暴”、“共”，均列另册，通缉严惩。被列入另册的“共党”，郴县有692名，宜章有1395名，资兴有491名。被列入另册的“暴徒”，仅永兴一县就有987名。从“马日事变”到湘南起义前的短短几个月，郴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群众，达1900余人，其中良田一个地方，竟被杀了368人。耒阳被杀害的人更多，达3000人以上。反动派对捕获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施以种种酷刑：下雷公尖，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点天灯（用棉絮包裹淋油焚烧），烙红铁，直至挖眼割舌，剁指断肢，开膛剜心，无所不用其极。1927年5月1日，宜章县团防局保安队长邝镜明，勾结汝城大土匪胡凤璋，把中共宜章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李文香捉去，割耳挖眼之后将其杀死；资兴县挨户团在处死农会干部唐禄明时，先令匪众排成两行长队，然后把唐禄明押到两排长队的中间，叫每个匪徒用梭镖向他乱刺，一连刺了几十个窟窿，惨不忍睹。汝城县首届妇女联合会主任、共产党员朱春荣，1927年夏，被大土匪何其朗捕获，受尽酷刑。最后，敌人将其五花大绑，撕露胸脯，用铅丝穿过双乳，枪杀于县城墙根。耒阳县农运特派员邓宗翰、工会干部伍风林及北乡共产党员资党甫等，活活被反动派用梭镖戳死。嘉禾的土豪劣绅王绥予指使爪牙，将共产党员、东区农协委员长王任予捉住后，用柴刀砍死，剁成肉泥；郴县五里牌乡农会委员长李道担被捕后，反动派竟挖出他的心肝，油炸后用来下酒；良田胡家湾是中共湘南特委组织部长、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的老家，挨户团长黄孝球带领人马围住村子，将男女老少39人赶到村前禾坪上，全部斩杀，并放火烧了这个村子。但是，在反革命的屠刀面前，湘南广大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但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而且由此更加激起了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为了挽救革命，回击国民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鉴于任务的紧迫，中央又指派毛泽东到湘南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毛泽东亲自拟定了《湘南暴动大纲》，确定“以汝城为中心”，组织革命指挥机关，与反动政府对抗。

    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关于组织湘南秋收起义的指示，进一步指明了武装斗争的方向，鼓舞了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志。这时，从外地回来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其中有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有的是黄埔军校学生，不少人还参加过北伐战斗、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他们回乡之后，立即找到党、团组织。这样，暴动的烈火，便从郴县、耒阳等地开始逐渐燃烧起来。

    为了深入组织农民暴动，湘南特委于1927年12月在湘江河上的一只小船上召开会议（称江心会议），研究贯彻执行省委关于暴动计划问题的指示。会上决定成立湘南行动委员会，以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会后，湘南特委在西渡组织农民武装。此时，广州起义的影响迅速传遍湘南，湘南人民更加提高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总之，湘南人民在“八七”会议总方针的指引下，武装暴动，此伏彼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人民中蕴藏着的反抗力量，愈积愈厚，愈演愈烈，为迎接新的更大的革命风暴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耒阳，红色革命浪潮高涨

    五四运动爆发后，耒阳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先进青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在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中，10余名耒阳籍共产党员成立了中共耒阳支部干事会。1925年初，经中共湘区委批准，湖南省第一个中共县级党组织——中共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诞生。刘泰先后担任支部书记和执委书记。黄龙飞、李汉藩、陈芬、谭鹿鸣、李慕白、邝庸阝、谭衷、伍中豪、曾木斋、谢维俊、伍若兰、伍云甫、段子中、梁帮栋、周访、谢幼安、张奉岗、资碧如、曹维山、贺恕、朱舜华、文焕燃、张奉岗、徐鹤、资桂林、李天柱、段绍仪、刘铁超、李树一、谭楚才、刘霞、徐康、钟森荣、贺维新、伍文生等进步青年和地方有影响的进步人士，在各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耒阳后来的革命活动聚集了一批中坚力量。

    中共耒阳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耒阳革命斗争领导核心的形成，成为组织广大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的一面旗帜。

    农民运动如火如荼。耒阳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势不可挡。1925年，曾木斋就在永耒（阳）、安（仁）、永（兴）三县组建农民武装，发动起义，反抗军阀赵恒惕。为了唤醒农民，曾木斋把自己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不要，曾木斋就把他们召到自己家门口，将田契当众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交租谷。”这种大奇事，迅速传遍湘南，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地主、豪坤、反动政客、封建官僚预感自己的末日来临，不甘覆灭，困兽犹斗，疯狂反扑。他们动用各种资源，运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各界散发《控告书》，诬蔑农民运动。同时还购买枪支弹药，建立地方武装，向农协会实施反扑。

    中共耒阳地方执行清醒地意识到，农民运动要想顺利开展，必须铲除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4月下旬，耒阳农协会决定在纠察队的基础上，组建耒阳农民自卫军总队，由黄埔军校毕业归来的县执行军事委员伍中豪担任总队长。精选100多名战士组成县农协直属连，进行正规军训。各区农协成立自卫军大队，各乡农协成立自卫军分队。仅一个月时间，全县农民自卫军总人数已达6万之众。耒阳农民自卫军从此名扬湘南，战斗力越来越强，影响力越来越大，为耒阳农民运动保驾护航。

    1926年5月，北伐军在耒阳、永兴、安仁三县境内同北洋直系军阀作战，曾木斋组织农民为叶挺担任侦探、向导、运输、通讯等任务，并宣传叶挺领导的北阀军是国共两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帮助穷人翻身当家作主的，穷人不要跟着富人逃跑，赶快回来分田地。村子的墙上到处刷起了“北伐军欢迎农民回家分田分地！”“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列强军阀！”等标语口号。同时开仓放粮，杀猪分肉，不到半年就成立了三县农民协会。在艰苦的除军阀斗争中，曾木斋身先士卒，打仗时带头冲锋，奋勇杀敌。

    1926年12月，三县农民军发展到1400多人，拥有50多支枪。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总司令曾木斋在三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通过清算、罚款、游乡、逮捕、枪毙罪大恶极分子，使地主豪绅威风扫地。经济上，开展谷米限价、禁运、减租、减税、减押斗争。社会制度改造上，冲击一切封建宗法制度，如族权、夫权、神权，开展禁烟禁赌、剪发放足、解放妇女，兴办学校、破除迷信、清除匪患等活动，使农村出现一派崭新气象。

    工人运动方兴未艾。中共耒阳地方执行极为关注工人运动，首任县委书记刘泰亲自负责工人组织工作。1926年春，县城缝纽工会正式成立。6月下旬，北伐军路过耒阳城，助推了耒阳工运活动的蓬勃兴起。在县执委的指导下，耒阳相继建立了码头、印染、制革等行业工会，为支援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年11月14日，耒阳县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在城隍庙召开，宣布正式成立耒阳县总工会，各人民团体、社会名流到会祝贺。大会选举刘泰为县总工会委员长、罗涛为副委员长，伍云甫为秘书长。总工会任命梁中琪为新组建的工人纠察队长，负责打击投机奸商，维护城区社会治安，保护工人合法权益，确保耒阳工人运动有序发展。

    12月初，耒阳印染工人率先组织罢工斗争，要求资方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伙食。在印染工人罢工胜利的鼓舞下，耒阳药业帮贸工会也向资方提出三项要求，一是资方与工人必须平分红利；二是资方必须改善工人伙食；三是工人死亡后，资方必须发放一次性抚恤金。各药业老板当场应允，背后却翻脸赖帐，拒不兑现。工人们怒火中烧，宣布罢工。资方老板也串通对抗，企图压制工会，破坏罢工。中共耒阳地方执委和县总工会领导，连夜召开联席会议，号召全县各级工会、农会、学联、妇联，举行全县总罢工、罢市、罢学，声援药业帮工人义举。全城掀起狂涛巨澜，彩色传单铺天盖地，充分显示工农群众组织的巨大力量，罢工取得全面胜利。

    革命之火燃遍城乡。在工农运动的鼓舞影响下，耒阳社会各界都被带动起来，投身革命运动。北伐军路经耒阳之时，共青团耒阳支部领导近千名青年开展支前活动。女女运动有声有色。1926年11月下旬，耒阳县妇女联合会成立，各区乡均陆续成立妇联分会。一时间，全县女界联合会会员达万人之众。中共耒阳地方执委经常抽调干部协助女联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号召妇女走出家门，拓宽眼界、剪辫子、放裹脚、学文化，向封建礼教展开猛烈进攻。工商各界力挫顽固执力。纺织、印染、制药、冶炼、货栈、建筑、屠宰、南杂、缝纫、制伞等工商企业，在耒阳总工会的支持下，于1926年成立了“耒阳商民协会”，同顽固势力作斗争，解决劳资纠纷，维护商家合法权益。

    马日事变后，耒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耒阳共产党员遭到疯狂杀害，尽管敌人用尽高压手段，实行白色恐怖，威武不屈的耒阳人民坚信，中国革命高潮一定会再度兴起。1927年8月中旬，湖南省委将正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邓宗海抽调返湘，派回耒阳传达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重建中共耒阳县委，领导革命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武装斗争，点燃耒阳土地革命战争的熊熊烈火。

    在县委的鼓动下，各级党团组织和农协组织，迅速拉起武装队伍，组成战斗小组，拿起梭标、土铳、步枪等武器，打土豪劣坤，袭击挨户团和团防局，游击斗争全面展开。县委书记邓宗海亲率武装小分队夜砍电线杆、袭击余庆圩、开仓放粮给农民，名声大噪；共产党员谢竹风、李振鹏指挥武装小分队处决伍澄平、肖裕禄等屠杀工农的刽子手，震动敌人；县委工运委员刘泰、周访、贺寿彭领导武装小分队夜袭白沙镇国民党法官曹水仙家，当场处决11名喝喜酒的顽抗敌人，扬威湘南；县总工会副委员长罗涛和张奉岗率领300多农民武装，突袭云峰镇挨户团，打死打伤团丁10余人，缴获枪支20多支，子弹1000多发，给惊魂未定的耒阳县政当局一次惨痛的教训。

    革命风暴席卷城乡，“打土豪分田地”声震天地，“肃清贫官污吏”的暴动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当局吓得魂飞魄散，封建王朝在风雨中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