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宁乡密印寺拜访了方丈去安化梅城的路上,毛泽东与萧子升还是在河堤上露宿了一夜。他们找来两块又大又平的石头当枕头,毛泽东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还指着一棵老树说“这就是衣柜”,顺手把包袱和雨伞挂在了老树上。
“行乞”益阳
毛泽东和萧子升到达益阳县城时,大约是早晨10点钟,由于没吃早饭,就硬着头皮进了一家茶馆。吃完早饭后,萧瑜留下,毛泽东出去想法子找钱。但走遍了两条街,只讨到21文钱,无奈之下返回茶馆。两人商量后,决定给店铺写对联,换以少许的金钱。毛泽东以最佳的书法写了若干条对联,得到了大多数店铺的欢迎,很快还清了饭钱,一家茶叶店老板还盛情邀请他们喝茶。原来店主曾是读书人,为生活所迫才经营茶叶店。在聊天时,店主提到他的三个儿子,店主自豪地说他让两个儿子做生意,另一个儿子去读书,这样,家里可以保持读书的风气,也不大可能有人饿死,显然店主为自己的安排沾沾自喜。但毛泽东认为:店主的决定很自私,只考虑了家庭利益,没考虑儿子们的个人愿望以及社会整体的利益。他对萧子升说:“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而一个好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因此人民有义务保卫国家,人民应该为国家着想,不能只顾自己的家庭利益。”讲到这里,他停了一会,接着又说:“最最重要的是,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一旦建立了好的强有力的政府,人民就可以组织起来!”
正当他俩准备离开益阳时,突然发现墙上贴着一份县长告示,这才发现他们在一师的化学老师张康峰竟然是益阳县长,于是决定上门拜访。
但在门口被卫兵拦住了。从里面走出个门房,态度非常恶劣地赶他们走,并且嚷嚷着:“要是我进去对县长说有两个叫花子要见他,他一定会立刻把我开除的,你们快给我滚出去!”两人非常的生气,坚持要见县长,最终门房报告了县长,张康峰先生看到名片后立即接见了两人。
他们和张康峰谈了好几个小时,还一起吃了晚饭。于是,两个“乞丐”摇身一变,变成贵宾了。第二天离开的时候,张康峰还命令门房将他们送到城门。离开益阳后,他们继续向沅江前行,路上开始讨论在益阳的经历。萧子升对那个张康峰的评价很差,认为那个门房不过是执行命令罢了,是张康峰明确指示不要让穷人进去。张康峰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势利小人,这种人的人生目标就是权势和金钱,他们的头脑里不可能有高尚一点的思想。但毛泽东对张康峰并未作评价,而只是默默地一路前行。
链接二:毛泽东学生时代当乞丐的传奇经历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在学生时代,勤奋地读书,这是一般人多少能办到的事,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地方,便是不但勤于学习,而且讲究实践;不但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善于读活的书本,即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不但要读有字书,而且要读无字书。这一方面是深受杨昌济的熏陶;另一方面也是受了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等的影响;后来则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但最根本的还在他有明确的为了改造中国的行动目标。他在当时已经领悟: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只有实践才能产生真知,才能考察自己所知的究竟正确与否:如果不经过刻苦的锻炼,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他预计到自己的将来,好比一艘远洋的航船,定将遇到无数险恶的风浪;光有一些书本知识,怎能应付这种命运?正如他在《讲堂录》中记下的:“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最注重的是当代的现实,用他笔记中的话即是,要“通今,读史必重近世”。
青年毛泽东还极看重游学的作用。他在《讲堂录》上这样写道: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即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这样一种观念:不游历名山大川,孤陋寡闻,是写不出大文章的。颜习斋和严复都强调要读无字之书,尤其颜习斋最反对闭门读死书的书呆子。这都对青年毛泽东有深刻的影响。1915年9月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中,谈到博学、通识之重要,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1917年暑假将要来临的时候,他同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好朋友萧子升商量,怎样度过漫长的假期。他们定出的度假计划是十分奇特的:去当叫化子(湖南方言:乞丐)!身上一个钱不带,去作长途旅行,靠着乞讨解决吃和住的问题。这样,从社会的最底层来看社会,来看人情世态,必定能够看到许多平日看不到的东西。旧时有穷苦的读书人或失业塾师,到处给大户商号送对联或恭维话,作游学先生,以解饥困,社会上叫作“打秋风”。这是穷秀才一种解决旅途生计的办法:每到一处,遇上商店或者住户,就写一副对联送去,接受一点馈赠。结果,1个多月“乞讨生活”的游学,没有花一文钱。他们走过许多市镇,经过更多的冷僻农村,一路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人情。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却态度谦和,谈话亲切,愿意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同什么人都谈得来。这次“游学”,他们漫游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个县,是一次大丰收,使毛泽东获得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据一师老同学的回忆,他曾将此次游历中一些有意义而有兴趣之事,写寄湖南通俗报发表。
他们在旅途中写的“游学”笔记,第一师范同学好友争相传阅,称赞他们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这8个字,后来就一直成为朋友们对毛泽东的一种亲昵的赞誉。
1920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出:要改造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还要了解中国的现状;不仅要了解中国古今的思想文化,还要了解中国古今的政治经济制度。“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的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况,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人民是毛泽东心中的“上帝”。他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主人。所以他极重视同人民群众的直接接触,从他们那里,他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读无字的书,使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更加丰富了,生活更加充实了,终于使他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孙宝义等编著:《毛泽东的祖国山河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