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打开微信,看到革命老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东方红网和东方文萃负责人李成瑞同志逝世的消息。虽然我知道李老早已年过九旬,但他去世的消息仍然让我感到震惊和难过,和李老相识与交往的一幕幕情景,也像过电影一样展现在眼前。
李老1922年1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唐县淑闾村,父亲李登魁是抗日烈士。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主席从西柏坡前往北平途中,曾在李登魁的故居留宿。1940年,刚刚19岁的李成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和党一路相伴走到了今天。和糜集在旧《炎黄春秋》旗下的那些变色龙李锐、杜导正、何方之流不同,我们的李老,一直抱着入党时原初而纯真的共产主义初心,矢志不移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初始李老,记得是2003年的夏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李老在北航西门外的乌有之乡书店,做一场关于新中国经济史的讲座。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连楼梯上都坐满了人。房间里没有空调,大家个个汗流浃背,李老也不能幸免于酷热,不断拭汗,但仍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讲座结束,我给李老递了个条子:“有人说,‘毛泽东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这句话是陈云同志说的,是这样吗?”李老看了条子以后表情立刻严肃起来,用锐利眼神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据我所知,陈云同志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李锐为了污蔑毛主席编造的。”
这次讲座之后,见李老的机会就比较多了,也听说了李老的很多故事。比如李老19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但他离休后并不特别重视维护和原单位的“关系”。2000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邱晓华,领衔搞了一个课题报告发表在《中国信息报》上,文章提出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收缩”,退出146个工业行业,逐步集中到公共产品领域。读完此文,李老认为这篇文章有私有化导向,违反了《宪法》。他不顾自己离休多年,拍案而起,要求局里召开一次质询会议,辩明是非。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这样的“质询”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邱晓华反而升任了局长。
当年撰文提出对国有经济应“战略收缩”升任统计局长的邱晓华,没过几年就因腐败和重婚锒铛入狱。
尽管遭到了机关的冷遇,但李老并不沮丧,他预言:“一些人得势于一时,看起来是庞然大物,最后是纸老虎,这些人最后一定要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果然,没过几年,邱晓华就因为腐败和重婚锒铛入狱。
这些年来,李老给我的印象是,不仅有深刻的思想,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并且始终保持着澎湃的革命激情。2009年,通钢事件爆发,李老立即予以密切关注,他不仅发起联名声援,还以“魏宪民”的笔名创作了一首《维宪小调》,歌颂了通钢工人制止私有化的斗争精神,他甚至为通钢工人制定了接管企业的具体方案。虽然由于客观原因,这份方案没有得以实施,但通钢工人还是给李老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2011年,以通钢事件为素材的长篇小说《钢城》研讨会上,年近九旬的李老再次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我在会议现场,亲眼目睹老人拒绝别人搀扶,脱去风衣,坚持站着讲话,他说:
“我们对前途仍然有信心,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有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我们有时间,时间会证明我们是对的;第三,我们有群众。所以,我们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下,我们经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也可以取得文化革命的胜利。”
通钢工人制止私有化。
李老不仅是一个革命者,他还是一位杜甫式的、时刻关注人民苦难的诗人,他的五言古诗诗《千人断指叹》,表达了对在血汗工厂辛苦劳作的农民工深刻的同情,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想,未来李老的诗作一定会和杜甫的《卖炭翁》、《兵车行》一样,成为千古不朽的传世名篇。
2011年前后,徐州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对大跃进期间的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成为李老最关心的问题。孙教授经过认真的研究发现,大跃进期间的人口变动,基本是“户籍人口”的变动,因为当时中国出现了城乡间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孙教授的研究,推翻了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历史谎言,使我们看到了被主流媒体遮蔽的历史真相。李老对孙教授的研究高度关注,孙教授在北京的几次学术成果发布会,李老都亲临现场,他向孙教授详细介绍了相关的历史情况,对孙教授研究提出了指导性、专业性的意见。孙教授能够取得今天的研究成果,将杨继绳驳的哑口无言,应该说和李老的帮助、指导是分不开的。
最后一次见到李老,是在景山公园的一次红歌会上,李老应现场群众的热烈邀请,演唱了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选段“只盼着深山出太阳”——我太理解李老演唱这一选段的心情了,他是盼着社会主义再次振兴,盼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啊!
《绣金匾》是一首抗日战争时期流行于陕甘宁边区后来传至全国的民歌,其中有一句歌词,赞扬朱总司令是“革命的老英雄”。我觉得,这句歌词用在李老身上,也是再合适不过了,李老就是今天的“革命的老英雄”!他虽然去世了,但他坚忍不拔的革命品格,矢志不移的革命理想,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李成瑞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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