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7年1月22日电（齐天福）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刘志丹》小说反党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被立案审查。1963年送中央党校监禁，身陷囹圄16年。1978年4月，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他带领广东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率先完成了拨乱反正任务。他试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海外统战工作成果显著，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做出了自己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一．岭南幸见习青天

    广东是中国大陆南端沿海的一个省份，位于南岭以南，南海之滨，民族风情、历史文化独特。广东又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辛亥革命的摇篮，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较强。文革结束后，还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政治、经济形势非常严峻。

    有道是国难思良相，1978年4月，中央派习仲勋这样一位重量级的政治家来坐镇广东，用意极为深远。当时广州市民高兴地说：哗！好“大粒”！(广州人对大人物的谐称)广东有得发达啦。习仲勋主政广东，责任重大，是由叶剑英点将，并亲授机宜赠言：“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①。这一尚方宝剑给了习仲勋非常大的支持和鼓励，他一直把叶帅的36字箴言作为座右铭。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习仲勋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不顾自己地位未稳，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他强调：“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②

    真理标准问题解决后，中共中央开始大抓“文革”期间及此前“左”倾路线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习仲勋及时抓了几宗大案，博得了广东人民对他的佩服和崇敬。

    1．“海丰县迫害彭湃烈士亲属案”

    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有“农民大王”之称，20世纪20年代，彭湃在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文革”期间，彭湃却被污蔑成“叛徒”，几乎被满门抄斩，连90岁高龄的母亲也不放过，造成160多人死亡，伤3000多人。在习仲勋主持下，1978年11月10日，海丰县委为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彭洪举行了追悼大会，1979年1月25日，这一冤案得到公正处理，彻底平反昭雪。

    2．“李一哲案”

    1974年11月10日，广州美院青年教师李正天和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2.6万字。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1977年12月中旬，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其罪名却定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批干部和青年也受到牵连。对这一自相矛盾的处理，当事人家属不服，多次上访，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调查这个问题，多次接见李正天等人，弄清事件真相，很快为这一案件彻底平反。

    3．“反地方主义案”

    上世纪50年代，在广东进行过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不少干部受到打击。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原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以及本省七千多名干部遭受处分；第二次是1957年，原省委书记冯白驹、副省长古大存及地方干部2万多人受到批判或处分，还定性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习仲勋到广东后，亲自处理这一案件，排除各种阻力、弄清历史真相，他调离广东到中央后，还在继续努力，直到1983年2月9日，这宗历时40多年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平反了“海南儋县血案”等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案件，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落实华侨政策，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受到广东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赞扬。

    二．首倡特区搞开放

    广东毗邻香港、澳门，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在中国对垒的陆上前哨（有似今天的朝韩“38”线），战略地位相当重要，社会政治情况特别复杂，被胡耀邦说成中国的南大门。

    据统计，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6万人次，逃出14.68万人。最严重的1962年，发生偷渡11.79万人次，逃出3.97万人。经过十年动乱，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到异地寻求“乐土”。1978年至1979年1至5月，广东出现了历史上又一次严重的群体性“偷渡外逃”高潮，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国家派了边防部队阻挡，但防不胜防③。

    1978年7月，习仲勋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据当时陪同考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汉、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

    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不由得心里难受，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④

    时值盛夏的一个黄昏，习仲勋直奔收容站调查研究。他问一个外逃者：“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当家作主人。你们为什么要逃到香港那里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③那个偷渡者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习仲勋思想深处受到极大的震憾。

    收容站里人满为患，生活条件很差，看到这些偷渡不成而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哭着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矛盾的态度来对待他们！④并亲自安抚偷渡人员，要求不要歧视，强调不准虐待外逃者。

    习仲勋指出问题的实质，外逃“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④。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

    习仲勋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④。

    习仲勋认为，制止群体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他象老中医一样，标本兼治，带领全省各级党委大抓经济建设。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省农业生产大丰收，很快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推进了乡镇企业发展，同时鼓励对外贸易，对外加工，三来一补企业也发展起来，城乡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广东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