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人看来，中共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极有意义的事，他们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延安是劳动者的社会”，生产运动“是对于实施边区封锁的一种反抗”。“每一个人，从最低的农民以至最高的政府官员，都立下生产计划，制定一年中在农业上所希望完成的大纲。(毛泽东在他的一块小小的地种下洋葱。朱德则种莴苣和白菜。)”

    他们还对“变工队”“扎工队”这样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很感兴趣，认为“变工队制度在增加生产上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一方面，这变工制度类似苏联的集体农场，虽然在边区每个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这制度或者更近似美国农民的收获团”。

    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在 1947年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到晋冀鲁豫根据地考察，深入太行山区的村庄考察土改复查工作，写下了《十里店》。他认为，指导太行土改经验的来源就是延安。

    四、“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工作”

    外国人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有一个逐渐认识和理解的过程。从总体上看，他们对中共的奋斗目标给予了乐观性肯定。

    关于中共设想的战后中国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形态。外国人当年对这个问题猜想较多。

    冈瑟·斯坦曾经问毛泽东：战后中共对工商业资本想要采取什么措施?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们坚信，私人资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战后中国必将自由地获得很大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战后，中国和外部世界在商业关系上，要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同各国进行贸易，借此取代日本在中国进行殖民地化的原则。在国内，我们要用我们在自由中国现在正在实行的政策，取代国民党政府那种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因而限制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促进人民的生产力，提高他们的购买力：从而获得最迅速和最巩固地发展现代工业的主要先决条件。”

    冈瑟·斯坦观察到：“延安的资本家、商人和地主，他们都不反对目前政府在工业方面所担的主要作用。我发现他们都具有令人惊奇的工业头脑——他们知道，如果有朝一日他们能扩大或脱离他们本来的半封建职业的狭窄范围而从事制造业的话，他们将得到不少好处。他们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看来是满意的，因为它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两个先决条件——保证私有财产和有利可图的前景。”
　　

　　他评价：“延安的财政专家们从来没有上过牛津或剑桥大学，也没有进过哈佛、耶鲁、奥柏林，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国际货币会议。他们没有管理过大规模的银行和商业公司，可能也从来不曾开过银行户头。华尔街和伦巴第街从来没有听见过他们的名字。然而，他们却要比重庆那些在外国受过训练和国际闻名的金融界领袖更有成就。”

    关于中共在战后扮演的角色。斯坦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毛泽东，并记录了毛泽东的回答：　　“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当然只能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只有那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而且只有那一小部分人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人民与党之间的关系才能健康发展。”

    团结群众，为人民的利益奋斗，被视为中共的工作准则。在外国人记叙延安的著作中，“群众”一词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这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共服务人民角色的赞赏。

    当年，外国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们不惧艰险，冲破重重封锁到达并报道延安;西方观察员和军方代表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积极肯定中共在延安的作为。他们收集的大量当事人的一手资料，不仅使得对红军的谣言不攻自破，而且展示出了“窑洞里的预言家”——那些红色领袖们出色、坚韧、敢于担当的领导群体形象，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摘自《党的文献》2017年第5期；作者梁怡，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