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闪耀光芒的奋飞航迹上，浓缩了人民空军追梦的传奇。在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东北老航校成立70周年之际，回望历史，让人感到当年老航校建设者们在极其恶劣严酷的环境下，不怕艰苦，不怕困难，不畏强敌，依靠自己力量为人民空军培养了大批航空技术骨干，形成了“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前进”的东北老航校精神。然而，透过历史不难看到，老航校精神真正的灵魂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它贯穿于老航校建设全过程，是老航校精神大放异彩的源头活水，这是我们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所必须牢牢把握的。

    老航校建设初期，共产党人用信仰、意志和人格魅力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

    1945年日本投降，党中央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同时，果断地决定：利用日本在东北留下的机场、飞机筹办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航校领导和共产党员带领创业者们团结奋斗，为我党的航空事业奠定坚实基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简称“东总”）分工筹建航校的伍修权参谋长，在召见被我军劝降收编的林弥一郎等日军航空人员时，反复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但侵华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挑起来的，责任应由他们来负，你们是执行者，也是受害者，不仅完全答应林弥一郎所提出的不以俘虏待遇，有保证研究工作和严格要求学生的权利，尊重他们的伙食、洗浴、睡眠等生活习惯，提供安置家属的条件。而且，谈话中他注意到林弥一郎不时盯着自己腰间佩戴的勃朗宁手枪，就毅然将从长征路上就一直带在身上的这把精致、小巧心仪的“德国造”赠与他作为纪念，用共产党人的胸怀、胆识和真诚深深感动他。1946年2月3日，通化国民党特务和日本溃散军人策划组织“二•三暴乱”，林弥一郎被一名日籍飞行员诬告参与，面临立即枪毙的境地。航空总队副政治委员黄乃一根据所掌握情况，认为不可能，坚持没有确凿证据不能枪毙人，愿以“两条性命”，即自己的性命和政治生命为他担保。暴乱平息后查证，暴乱不涉及航空总队其他人员。就在通化暴乱两个月后，航校领导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让日籍飞行员参加由通化向牡丹江的空中转场。当宣布这个决定时，引起了日籍飞行员很大震动，林弥一郎和一些日籍飞行员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共产党人的信任转化为他们思想改造的动力，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日军航空人员终于为我所用，为航校建设贡献出应有力量。先期派往东北老航校担任校长、政委和其他领导职务的常乾坤、王弼等，是大革命时期就在国民党航空机构、以后又被派往苏联学习航空的老共产党员，他们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坚忍不拔矢志党的航空事业。“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刚成立时，500多人中，来自“东总”和延安的领导干部及警卫人员不足100人，新招收的学员114人，而留用的日本军人300多人，汪伪空军起义人员10多人，还有20多名朝鲜人。特别是党员干部中只有常乾坤等几个人懂飞行，技术骨干都是日籍留用人员和起义过来的非党人员，他们硬是带着这支特殊的队伍开始了艰难创业。老航校成立前，他们带领从延安奔赴东北筹建航校的3批人员，冒着严寒，历尽艰险，在地方政府配合下开始了航材搜集工作。在8个月时间里，总计搜集各种日式飞机120余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汽油数百桶、酒精200余桶、航空仪表200余箱；各种机库设备、医药用品、部分航空教材合计2800多马车，为航校建设准备了物质条件。航校成立一个多月后的1946年4月，由于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被迫奉命搬迁到牡丹江的海浪机场，在将近一个月的空中转场中，所有的起义和日籍飞行员都认真负责地把飞机安全地飞到指定的地点。地面转场的人员，也在面临敌机轰炸、铁路中断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将航校的装备物资全部运送到牡丹江，还创造了“马拉飞机”奇观。常乾坤、王弼常常为工作争得面红耳赤，但绝无私怨，在航校传为佳话；他们亲自编译撰写教材，一线言传身教，深得教学员敬重；航校在他们的领导下，打破常规，快速发展，走出了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共产党人对汪伪和国民党起义人员人格上尊重、思想上帮助、工作上信任，大胆使用，使他们深受感动和教育，积极努力工作。刘善本驾机起义后，不仅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接见，而且一到航校就被任命为副校长，他真诚真心育人才，受到大家尊重。蔡云翔和吉翔主动抓训练，因事故牺牲，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

    在那个年代，哪里有困难、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哪里要攻坚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旗帜，感召激励着每一个创业者。在东丰抢运航材时，遇敌机空袭，一名同志牺牲。在北满搜集航材时，顾光旭等同志误入日军731部队仓库，造成5人中毒，2人抢救无效牺牲，顾光旭因此落下了终身残疾。毛景新同志在搜集航材时，不慎被火车轧断了双腿，还有的同志累得病倒。航校搬迁到牡丹江后，飞行一期甲班进入飞行训练阶段，训练遇到“拦路虎”。世界各国培训飞行员，都是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最后飞高级教练机。但航校仅有4架“英格曼”初级教练机和10余架“九九”高级教练机，没有中级教练机。如果越过初、中两级教练机，直上“九九”高教机训练风险太大。航校领导将这一问题交全校讨论。大家认为学员训练不能等，只能想方设法“一步登天”。教学员的坚决态度和勇敢精神，得到了东北局和“东总”的支持，但谁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学员呢？共产党员吴元任成为第一人选。这位参加过新疆航空训练班学习锻炼的飞行员，勇敢接受任务后，在教员的精心指导下，勤学苦练，只带飞了12个小时，就于7月21日顺利放了单飞，航空史上的奇迹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老航校临时党委成立后，强有力的组织和思想领导推动人才培养开创崭新局面

    为适应老航校进一步发展需要，1947年9月，“东总”任命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同时，经东北局批准成立了航校临时党委，由吴溉之、常乾坤、王弼、薛少卿、吕黎平、严振刚、朱火华、陈熙、周兆平等9人组成的临时党委，加强对航校的领导。这对保证正确办学方向，理顺各种关系，加快人才培养，开创建设发展新局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党的各级组织的建立，为保证党对航校的绝对领导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早在1946年8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到航校检查工作，在充分肯定航校工作取得的成绩，表扬航校同志不畏困难、艰苦创业的同时，针对当时航校的干部、教员、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抽调的，有汪伪和国民党起义的，也有日籍留用的，我党自己的骨干只有40余人的实际，就提出要“精干”的问题，要求发挥党员骨干作用，加强党的领导。航校临时党委成员中，有原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留学回国的航空专家，有在新疆培养的航空专业干部，还有抗战时期的干部，其中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占绝大多数。与此同时，还在机关、直属分队和学员队建立健全了由总支、分总支和支部构成的基层党组织。曾在新疆航空队学习航空的红军干部除吕黎平、严振刚、朱火华、陈熙担任校临时党委委员外，金生、严振刚、朱火华、陈熙还担任总支书记。方槐、王云清、曹麟辉、刘子立、周立范、朱火华、安志敏、丁园分别担任了支部书记。至此，航校各级组织和行政部门的领导岗位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党的组织得以健全发挥作用。传承我军光荣传统，给航校建设注入蓬勃向上的生机和活力。航校建设初期，由于人员构成多元，思想比较混乱，有些同志重飞行、轻机务，有的人竟因为航校不同意学习飞行而开枪自杀；有的出风头、个人主义，扬言要自己开飞机轰炸国民党首府南京；有的在思想、作风上还有旧军队习气，缺少官兵一致意识；有的不讲纪律，随意蛮干，屡屡造成飞行事故等等，航校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大力弘扬政治工作光荣传统，召开民主生活会，从校领导到教学员都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上下通了气，解除了很多人心中的怨气，树立起了同心同德、同甘共苦搞好工作的良好风气。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党运动。通过整顿，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了办校方针、干部政策以及对起义人员和日籍留用人员的政策，深刻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端正了政治与技术、飞行与机务关系的认识，纠正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调出与清洗了极少数一贯表现不好的人，纯洁了组织，党员、干部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才培养进入快车道。为落实军委1947年底提出的“建立空军已经成为迫切任务”的指示，航校积极摸索飞行训练规律，形成适合自己情况特点的训练方法，制订实施《两年训练规划》，准备再用两年时间培训出飞行员120人、领航员24人、机械员240～300人。随着东北解放战争形势的快速好转，航校扩大了招生范围和名额。1948年2月至6月，通过东北军区从大连汽车学校和东北军政大学选调78名学员入学。6月至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各解放区103名学员又正式入学。年底，从东北地区招收114名地方干部和青年学生入学。航校建设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在党委领导主持下，航校陆续颁发了《技术人员待遇暂行办法》《航校学员学习标准（草案）》《放单飞规则》《飞机失事等级的规定》《考试制度暂行规定》《淘汰与停飞暂行条例》《航校学习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飞行条令》等一系列条令条例，保证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从我军航空教育实际出发，确立了入伍教育、预科、技术训练三阶段的训练体制。边实践边探索，总结出理论与实际联系，求得能用；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求得有系统；少而精，求得能专；广而博，求得融会贯通；重点教育，求得有中心；讲解与启发配合，示范与放手配合，求得能会教学六条原则，航校以训练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全面顺利推进。航校党委发出了“不打坏一架飞机”的号召，狠抓飞行安全，从1947年春到1949年冬，航校飞行近万小时，尽管发生过打弯螺旋桨、摔坏起落架、折损机翼尖等事故，但没有发生机毁人亡的严重事故，保证了飞行训练的顺利进行，为以后空军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