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红军“陕南王”、“将军班”班长——陈先瑞的长征故事

    人物简介：陈先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员，他曾四次转战陕南，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红军的“陕南王”军。

    陈先瑞，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手枪团班长，鄂东北游击司令部特务四大队分队长，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中队长，二二四团营政治委员，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鄂陕游击师司令员，红七十四师师长，坚持了鄂豫陕边游击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九八八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一）为民除害

    1937年农历二月初二，红七十四师1400余名指战员在师长陈先瑞的领导下，由陕南柞水、镇安、山阳等山区出发，北出秦岭，进入长安东南沿山大峪口一带地区。当时，与大峪毗邻仅七、八公里的蓝田县的某些地痞流氓冒充红军，在秦岭沿山地带的汤峪、引驾回、大峪、太乙等地打家劫舍，抢粮抢钱，为非作歹，造成极坏影响。红七十四师经侦察以后，对这些人来了个快刀斩乱麻，一个不剩地连窝端掉。

    不久，西安灞桥有个叫唐兆家的浪荡子，凭着家产殷实，买了十多把盒子枪，制了一身黄呢子军官服，网罗了十几名地痞、流氓，招摇过市，在大峪、太乙一带秦岭北麓山村，抢劫村民，鱼肉百姓。不久，镇安县毛坪一个叫孙伯年的地方恶霸拉杆子，打起了“抗日第三军”的旗号，自封为“抗日第三长”，自称“孙司令”，他由镇安窜到长安县大峪口庵上村。唐兆家即投靠孙伯年部，被封为“抗日第三军副军长”。后孙伯年在大峪口一带为李虎招兵买马，因利害冲突，被部下一营长在庵上村趁深夜杀死。唐兆家当官心切，就抢占了“抗日第三军军长”头把交椅。他率众肆无忌惮地在太乙、大峪等沿山地带为非作歹。当时，顾祝同以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身份驻军王曲，时刻梦想着吃掉红七十四师，而唐兆家也正做着同样的黄粱美梦，百般向顾祝同摇尾乞怜，竭力讨好。

    1937年冬季的一天，西安学生救国会的一批进步学生来到杜曲镇桃溪堡组织宣传，并组成了“西北人民抗日先锋军”。当开到崔家河时，被唐兆家缴了部分枪，这支学生队伍被迫解散。唐兆家这股土匪武装使得沿山村庄农民提心吊胆，鸡犬不宁。一提到唐兆家的名字，人们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唐兆家的胆子愈来愈大，甚至大白天闯入农家行劫。初春的一天中午，他率部持枪来到王家村一名叫王建平的富户家中，撬箱砸柜，抬走了近10筐银圆，主人上前阻挡，唐兆家竟然刀枪并举，在街口当众行凶。

    一天，樊南乡乡长郑福田带了二、三十名联丁，在夜里包围了唐兆家的巢穴，击毙了多名土匪。唐兆家被打得一败涂地，无处藏身。他绞尽脑汁要出这口恶气，左思右想，决定对红七十四师打主意。

    一天黄昏，唐兆家在一伙走卒的簇拥下，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神气十足地来到红七十四师师部驻地----胡留村李成美的家里，要求面见师长陈先瑞。陈先瑞一听唐兆家有事找他，一股怒火立即涌上心头。他沉思片刻，以斩钉截铁的态度坚定地说:“既来了，就放他进来!今天我倒想看看他葫芦里究竟装的啥药。”唐兆家一进屋，只见陈先瑞坐在方桌旁的一张红漆旧椅上，右手一伸，示意他坐下。

    陈先瑞还未顾得开言，唐兆家早已急得抱拳拱手，做起自我介绍:“兄弟我乃抗日第三军军长唐兆家，久仰陈师长治军有方，今日有缘相见，实乃三生有幸。特别是红军官兵平等，处处为民，秋毫无犯，众口皆碑，更使人尊敬!”陈先瑞面色严峻，对唐兆家开门见山:“有啥事，你就直言，无须转弯抹角!”一句话说得唐兆家面红耳赤，很不自在。他低着头，哭丧着脸:“兄弟我身居军级要职，近日竟受到了樊南乡一个区区乡长的欺负，这使得我威名扫地，无脸见人。”陈师长对唐兆家的土匪行为早已了如指掌。此刻，陈先瑞佯装惊讶，侧过头，问唐兆家:“那你来这儿的意思是……”唐兆家见有机可乘，忙说:“不瞒你陈师长，现在我手下有四个营，长枪四、五百杆，盒子枪数十把，轻、重机枪还不上算……”

    陈先瑞故作惊诧地说:“哈，你这个‘抗日第三军’那真可谓是兵强马壮、装备不凡喽!既然你的兵力如此，一个小小的樊南乡乡长怎敢收拾你?那你为啥不把他干掉。”陈先瑞连珠炮似地问唐兆家。唐兆家被问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他厚着脸皮走到陈先瑞面前说:我要与红军携手并肩，吃掉郑福田这个龟孙子，为我雪耻消恨，出出憋在心里的这口恶气!”陈先瑞听罢，未置可否，心想:“我不妨给他来个不热不冷，就让这个土匪头子一五一十倒个干干净净，然后给他来个对症下药。”陈先瑞抬起头，刚要说话，唐兆家抢先表态:“军职吗，只要仍保持个军长头衔就行咧!”一句话逗得陈先瑞仰起头哈哈大笑:“我们一个师级单位，岂能容下一名军长?这不是成了无稽之谈吗!”陈先瑞心想:”好大的胆!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胃口真大，竟妄想吞掉我们红七十四师!”不禁怒火中烧，双鬓两条青筋嘣嘣直跳，铁青着脸问唐兆家:“你还有啥要说?既来了，就把你的想法和要求倒个干净。”唐兆家看陈先瑞有点恼火，就结结巴巴地回答:“没……再没有啥要……要求……”

    唐兆家的话还没说完，陈先瑞把头一扬，果断有力地说:“日寇正在蹂躏我大好河山，在这民族存亡危急关头，我们坚决主张携手抗日，以民族利益为重!”说完，他不等唐兆家回答，挥挥手说:“送客!”唐兆家的脸唰地一下变得通红:“陈师长既然为难，咱们有话改日再叙，再作商量。”唐兆家讨了个无趣，气得呼哧呼哧。他强装镇静，转身走出大门，恶狠狠地自语:“哼!咱们是骑驴看《三国》----走着瞧吧！”

    为了探听虚实，以对红七十四师下毒手，第二日深夜，趁着月色朦胧，唐兆家带了七、八名心腹干将，偷偷进入红军司令部窗外的一片齐腰的草丛中，侧耳窃听红七十四师正在召开的会议。为了听得仔细，唐兆家领着几名走卒暗暗爬到红军哨兵身后，猛扑上前，去抢哨兵手中紧握着的枪。机警的哨兵听到身后动静，立刻扣动扳机，向着草丛上空连放两枪。唐兆家闻得枪响，吓得转身猫腰就跑。红军指战员们听到枪响，马上紧急集合，将那片草丛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冲在最前面的那位哨兵一下子就把唐兆家压倒在地，用一根布条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一把从草丛里拉了出来。唐兆家吓得浑身哆嗦，面如土色。当日夜晚，陈先瑞下令，将这个祸害百姓、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唐兆家处决于胡留村李炳汉家空园子东。

    大峪、太乙、引驾回等地区的农民群众听到唐兆家被红七十四师杀了的消息后，高兴得鱼腾雀跃，拍手叫好，他们敲锣打鼓，用长竹竿挑起串串鞭炮，结队来到红七十四师师部驻地----胡留村，对红军表示真心感谢。老人们抖着胸前飘飘的银须，声泪俱下地跪在红七十四师陈先瑞师长居住的门前大路上，对红军发出一声声赞语:“红军为我们除了一大害!我们世世代代记心怀。”

    （二）四进陕南

    1934年12月8日，陈先瑞第一次进入陕南，经由豫陕边界的铁锁关抵达洛南县的三要司，尔后即深入到商洛腹地。当时，陈先瑞在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团担任政治处主任，并兼任该团第三营政治委员。1934年12月下旬，部队到达山阳县的九甲湾，陈先瑞遵照军政委吴焕先的指示，带领该团三营七连的六七十人，于鄂陕边界的郧西、山阳、镇安、旬阳等地，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第七连对外改称“鄂陕游击师”，陈先瑞任游击师师长。从此，陈先瑞就离开红军主力部队，独立开展地方工作，并很快站稳脚跟，打开了新的斗争局面。

    1935年1月9日，红二十五军攻占镇安县城后，乘胜在鄂陕边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批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和壮大了地方武装力量。2月下旬，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正式建立，郭述申为特委书记(后为郑位三)，陈先瑞为游击总司令部司令员。这时，总部所辖第三、四、五、六、七、九路游击师及总部战斗营(由七连扩编而成)，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00余人。4月上旬，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辖两个县、七八个区级红色政权)在山阳县的袁家沟口成立。陈先瑞又被选为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

    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大捷后，于7月13日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16日，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由长安县沣峪口西征北上，继续长征。与此同时，省委曾两次写信给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就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以及坚持陕南斗争的方针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和指示，但因种种原因，这两封指示信均在送交途中遗失，因而，郑位三等人无法了解红二十五军的行动去向。

    红二十五军主力走后，国民党军仍以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斗争形势极为严峻。鄂陕、豫陕两地惨遭敌人破坏，第九路游击师叛变投敌，其他各路损失都很惨重。根据地危在旦夕!当时，留在根据地的鄂陕、豫陕两个特委，都从报纸上获悉红二十五军已转战到陇南陇东，遂于9月9日在商南县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双方一致同意将两特委组成中共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和坚持斗争。郑位三担任特委书记。陈先瑞、李隆贵等人为特委委员。

    根据特委决定，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战斗营以及第六、七路游击师和山阳西区游击大队，与豫陕游击师的四个游击大队，共同组成红军第七十四师。10月6日，红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治委员。全师总共700余人，编成两个营和一个手枪团、一个特务连。红七十四师组成后，独立坚持了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展了这块来之不易的根据地。

    1935年12月6日，陈先瑞指挥红七十四师首战青铜关旗开得胜，歼敌庞炳勋部第四十军一一五旅二三○团一个营，毙伤敌营长以下百余人。战后，陈先瑞又及时收拢了第三、五路游击师，补充和壮大了红七十四师。1935年12月26日，红七十四师一举攻占宁陕县城，歼敌保安团300余人。接着又攻占佛坪县城，歼敌一部。这时，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即在宁陕、佛坪之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宁佛工委，建立了几处区乡基层政权和地方武装。

    1936年春节之前，当陕军警备第二旅由南向北进攻而来时，红七十四师于除夕之夜北出秦岭，直入户县境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这一行动，迫使西安、宝鸡之敌慌忙派兵堵截。然而，红七十四师又迅速转入秦岭，第二次打开佛坪县城，歼灭了新组建的一支保安部队。

    1936年2月，当敌人集中10多个团向宁佛地区发动围攻时，红七十四师由佛坪西进，于沿途歼灭华阳、江口镇两地民团，直奔陕甘边界要地双石铺(今凤县县城)，先后歼灭该地和黄牛铺民团400余人。遂于双石铺、黄牛铺之间，破公路、毁桥梁、砍电杆、割电线，切断川陕公路交通达半月之久，并截获敌军用汽车五辆，缴获一批粮食、物资。红七十四师远程奔袭双石铺，凤县、宝鸡等地接连告急，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部，也不得不派出飞机连日进行侦察。这一连续的作战行动，与红一方面军此时发动的东征战役，恰好形成东西两线的战略配合作用。

    1936年2月28日，当敌第四十九师跟踪追击而来时，红七十四师又掉头东返，翻越风雪茫茫的太白山，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征战，突破了敌军四、五个团的围追堵截，胜利返回到宁佛地区，于东江口作短暂休整。就在这时，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战士程福才，从陕北经关中到达东江口，送来《八一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等重要文件。3月24日，郑位三以他和陈先瑞的化名，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红七十四师的成立经过及有关情况的报告，交由程福才带往陕北。

    1936年9月中旬，驻扎陕南境内的几支敌军，大都纷纷向西调去。根据这种迹象判断，陈先瑞估计到陕甘边的战事告急，但他并不了解长征北上的红二方面军，此时已相继占领两当、徽县、康县以及围攻凤县的作战情况。为了掌握情况和配合行动，陈先瑞立刻派手枪团尾随敌人西去，一面跟踪进行侦察，一面袭扰敌人。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由西安写信给红七十四师，并派李涛、张国华、龙飞虎及电台机要人员，找到红七十四师。李涛传达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和党中央的有关精神。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立即成立了陕南军委会，军委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红七十四师对外改称南路抗日军，军长陈先瑞。这时，红七十四师即奉命奔赴潼关、灵宝之间展开行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阻止国民党“讨逆军”对西安的进攻。

    1937年1月22日，红七十四师奉命到达商县地区，与南下配合友军作战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军领导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对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陕南的游击战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与此同时，在跟国民党进行关于红军驻防区域的交涉谈判中，蒋介石提出必须让徐海东、陈先瑞部放弃陕南开至渭河以北。而毛泽东在决定徐海东部撤离陕南时，以陈先瑞部“是陕南土著部队，不愿开渭北，无法勉强”为由，“坚持该部留在陕南”。后经交涉，终于达成了此项协议。这一驻防区域的划定，意在防止内战再起时以便同陕北红军相互策应。

    1937年2月初，红十军五团撤离陕南后，红七十四师遂于春节前后进驻镇安、柞水等地。后因粮秣供应困难，便移到长安县大峪口驻防整训。这时，全师三个团共2100余人。1937年8月，陈先瑞奉命率红七十四师开赴三原改编，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后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警备第一旅第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