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摸索出反帝同盟统一战线，摧生了三三体制

    1931年后，面对各种武装力量政治成分复杂而革命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客观形势，刘志丹、习仲勋认为，游击队不能到处树敌，不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对于民团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

    1.欢迎愿意革命的民团

    民团班长王占奎，出身贫苦家庭，14岁起给地主扛长工，备受剥削和凌辱。民团训练残酷，百般虐待，壮丁不堪忍受。1935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晚，王占奎带领暴动队伍来到陕北红军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受到了红军的热情欢迎，被收编入红二十六军三团四连，王占奎任连长。唐青山，是个江湖武夫出身，在西华池结交义士侠客，曾多次表示愿意接受改编，经过多次考验，刘志丹接收了他的民团，任命他为四营营长。

    2.联系倾向革命的民团

    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取沙秉彦。沙秉彦原是个佃农，因生活所迫逃荒来到马栏，聚集穷哥们，劫打富户，占山为王。后被宜君县民团收编，沙秉彦被委任为中队长，长期驻守在马栏街。经边区特委和政府派人反复谈话，耐心说服，沙秉彦最终接受了我们党提出的三点要求：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红军，不干涉共产党工作人员的行动。此后，沙秉彦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3.争取可能中立的民团

    典型的事例就是劝阻国民党地方民团徐文德。1933年，徐文德带领正宁县民团一个中队驻防刘家店，对红军游击队在这里开展工作十分不利。刘志丹、习仲勋派人去做徐文德的转化工作，双方达成协议互不侵犯，没有发生冲突。后来，徐文德自动脱离民团经商去了。另一个事例就是说服刘希坤。刘希坤当时是正宁县山河镇民团的团总，刘志丹、习仲勋派刘希坤的表亲郭廷藩去做工作，其反动情绪大大减弱了，最终辞去团总职务去彬县行医了。

    4.消灭与我为敌的民团

    “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黄毓麟、赵老五，梁保定等”。对一时不明白我党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习仲勋十分尊重他们，首先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大家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9月，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1939年1月，习仲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议员；5月兼任新正县县长，继续坚持陕北苏区的民主政治和统战政策，以其优异的工作成绩和成功的统战经验引起中央的高度观注。1940年初，“三三制”正式由中央提出，毛泽东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给予高度肯定并做了进一步阐述。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等对“三三制”政策进一步予以总结和完善，并被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壮大了抗日力量。为我党取得了民族救亡和自身强大的双重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越过世纪的大墙，随着对延安精神的进一步研究，大家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刘志丹和习仲勋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政权建设思想、群众路线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府宝库，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