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甘棠。（中红网红色图库存）

女红军甘棠（右），与她的哥哥、被称誉为“兵工泰斗”的刘鼎在延安。（中红网红色图库）

1949年秋，参加过长征的部分女红军在北京合影。前排左起：刘英、陈琮英、戚元德、周月华、危秀英。第二排左起：邓六金、甘棠、吴仲廉、李伯钊。第三排左起吴朝祥、何莲芝、康克清、李坚真、李贞、廖似光、蔡畅。（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志文向女红军甘棠后人刘文山转赠收藏品情景。（中红网红色输图库）

记载李志文向女红军甘棠后人刘文山转赠收藏品故事的《红色太行》版面。（中红网红色输图库）

记载李志文向女红军甘棠后人刘文山转赠收藏品故事的《红色太行》报头。（中红网红色输图库）

记载李志文向女红军甘棠后人刘文山转赠的收藏品之一。（中红网红色输图库）

记载李志文向女红军甘棠后人刘文山转赠的收藏品之一。（中红网红色输图库）

    中红网法国巴黎2016年3月14日电（延华）

    最近接到我表弟夫妇刘文山和唐雷的来信，讲到《红色太行》杂志的杨宏伟总编等，在北京买的一本旧书中发现了“甘棠的人大代表证”，甘棠是我的母亲。杨同志让我写写有关我母亲的事情。

    我平静多年的心中像扔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千层浪，一时很难平静，千头万绪，真不知从何写起，一直难以下笔。 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对她，能写些什么呢？ 也怕自己担当不了，使请求人失望。  想了很久，既然我母亲是个普通的人，那也只能写些普通的事了。

    我对我母亲的过去并不是很了解，她很少同我谈到她过去的经历，在我的印象中，她只不过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忙，忙天忙地，没有很多时间照顾我。在我眼里妈妈就是在机关上班的一个文职人员。在六零年前，她经常出差，在家里虽然也有和她聊天及共同度过愉快的时光，但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记得我和妈妈在家闲聊之际看她同时做家务的麻利干脆的举动；以及妈妈和与她在延安一起工作学习过的同事聊天时回忆起的往事：尤其妈妈唯一一次带我到公园游玩，那天发生的意外情景，都使我感到奇怪：在她的前半生，她究竟做过些什么事呢？  当年我母亲还在重庆工作时，我只有七八岁，有一个星期天她带我到重庆郊区的北温泉公园游玩，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特别高兴，我跟着妈妈一起在这个公园里转了大半天，妈妈的兴致也很高。下午时，她在公园的湖边找了一只空船，我坐在船前部，她划着船， 又在湖中游了一圈，青山绿水，景色真是美极了。到四五点时， 她把船停靠在一个可以上岸的地方，先把我送到岸上，由于从岸边到路边有一段坡路，大约也有十来米长，我一着陆地，就手脚相并飞快地爬上到路边，回头一看，妈妈并没有跟上来而是平平地躺在船边的水面上，原来，她把我送上岸后，不知怎么地船身偏了妈妈落到湖水里，妈妈不会水，可是她没有像有些落水的人那样，在水里挣扎，而是平平地躺在水里，我吓坏了，以为她死了，于是连哭带喊“妈妈…，妈妈…， ”正好天色不算太晚，有几个人路过，听见我的哭叫声，赶了过来，把我妈妈救上岸来，由于她的冷静而平静地躺在水面上， 没有像一些溺水的人大口进水，就没有急救的事情，不过她的衣服湿透了。 她到路边后，没有先着急领着我出公园坐公交车回家，而是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等她的衣服被微风稍稍吹干一些， 在这时，她对我说：“你怕了吧？  怕妈妈死了？ 不要怕，我死不了，你妈妈经过训练，有办法处理这样的突发事件。” 这件事过去以后，我常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就奇怪，我的母亲不会游泳，（如果会游泳，就用不着他人来救），为什么她掉到深水里，却没有慌了手脚拼命地挣扎， 而是静静地平躺在水面上呢？  她为什么不慌？是从哪里学来这个自救的方法？她说她经过训练，可是她何时受过这样的训练呢？

    我自小就很怕拉汽笛的那种从弱到强的警报声。 记得刚解放是在重庆，妈妈他们机关的一个阿姨，带着我们这些只有六岁以下小孩到重庆解放碑一带看庆祝活动的节目，突然，响起了警报汽笛声，据说是有空袭。听见汽笛警报声，民众四下跑开，阿姨也带我们往回走，其他的孩子没多大惊慌反应，可是我一听见这个汽笛声，一下就扑向阿姨，紧紧地搂着阿姨的腿，一动也不敢动，阿姨直安慰我叫我不怕，可我就是没办法，阿姨把我抱回了机关里。 我回到家后， 妈妈就对我说：你呀太胆小。后来随妈妈到成都，我上初一了，胆子依旧很小，听见救火车的鸣叫声，我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还紧闭双目，双手捂住耳朵，等这些车过去有一段时间后，我才能继续走我的路。如有这样的事发生，只要妈妈在我跟前，就会对我说，“你得改改，以后长大后还是这个样子，你怎么做事情？就不怕别人笑话你吗？”有一次，妈妈和一个在延安就认识的阿姨聊他们过去的事情，提到她在晋城工作时，国民党的飞机多次来侦探晋城的情况，妈妈说：“那时飞机来时，警报声不断，全城大多数的人都疏散到城外的壕沟里躲避，”她看了看我又说：“很多人靠着壕沟壁坐着，可这个丫头，那时三、四岁吧，和我那个警卫员李大个，抱着头趴在壕沟地上直发抖。 看到你们的样子也可笑。”这时我明白了，原来是小时候常拉警报，尖锐刺耳的汽笛声给我留下深刻的刺激，我才这样害怕这种声音。 我心想：我们害怕，难道妈妈不害怕吗？于是我问她“你不害怕吗？当时你干什么呢？”  妈妈说：“我蹲在壕沟边上观察飞机的飞行去向。” 我又是一惊，妈妈居然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不躲敌机的射击，却在敌机临头时能镇静地观察飞机的飞行情况及去向，  那时我感到妈妈有些神， 居然会做一些我认为只有军人才会做的事情。

    我长大些，更觉得妈妈神奇，我妈妈认识很多中央级领导的夫人，例如，当时朱德朱老总几次到成都休假，每来一次，朱老总的夫人——我称她为“康妈妈”的康克清妈妈，就通知我妈妈带我去见她和朱老总 ， 见这些大人物，我当然很愉快。那时认为能见到其他人都不容易面对面见到的革命先驱人物，就是一种荣耀。何况朱老总和康妈妈对我都很亲切和善，我和他们一起，在他们成都的居住地金牛霸招待所一起散步、照相（可惜这些照片妈妈没有给我）。 妈妈对我说：”康妈妈可喜欢你了，当时在延安你刚出生时，因为我缺奶，你饿得嗷嗷哭，康妈妈就派人送来一头分给老总补营养的母羊，你就是靠这头母羊的奶，才活了下来。”原来我妈妈和康妈妈有这份深情。 再有，蔡畅蔡妈妈和李富春到成都时，也请我妈妈带我去见他们，一起叙旧畅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我妈妈和邓颖超邓妈妈有书信往来。还有，那是在重庆我上西南人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一件极普通的事。 当时我是住校生，周六才回家。 一次周六， 在等妈妈来接我回家之际，我到学校的制服厂拿了一些布头出来玩，我正坐在大路边的台阶上埋头理这些布头时，就听见一个声音说，“这是谁家的姑娘啊？  你拿这些布头做些什么呢？” 当时我很尴尬，不知如何回答，正巧，这时妈妈来了，没想到她和说话的人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似地聊上了，等她们聊够了，我随妈妈往校门走时，我才敢问：这是谁呀？ 妈妈说：傻丫头，这是西南局主席邓小平的夫人、你们的校长卓琳卓妈妈呀。 我只有伸了伸舌头的份了。我年纪小的时候，还没那么多的想法，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中的疑问就越来越多，特别是62年暑假那年，我妈妈正好也休假，带我到北京去度假，我当然高兴。 去北京不但能见到一直很照顾我们娘俩的刘鼎舅舅和易辉舅妈，也能见到从未见面的俩表弟和俩表妹们，及在北京上大学的文木表哥和从苏联回来的不太会说中国话的莫阳表哥，还有我叔叔的一家。特别是有两个月的时间能浏览我一直想往着的北京。坐火车到了北京后，我们受到很好的接待，为了我们，工作繁忙的舅舅还抽出周末时间，和全家专门陪我和妈妈去北京郊区的颐和园游玩了一天，也陪我们去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余下的时间，就是表弟和表妹们领着我逛遍北京城，  有一天，妈妈对我说：今天要早些回来，不要玩得太晚了。 为什么，没说。 这天我没敢玩得太晚，到家后，妈妈说要带我去见周总理的夫人邓妈妈，我高兴极了，我又能见到一位革命老前辈——周总理的夫人，说不定也能见到我们一直敬仰的总理。 表弟们特别是俩表妹一听，也要跟着去，我也想她们一同去，起码，我有个伴，他们大人谈话叙旧时，我也不会感到寂寞。 我妈妈对这个情况有些为难，原来，她在上京之前，早已写信给邓妈妈，想在她到北京后带着女儿能见邓妈妈一面，这天，妈妈得到同意的回信，所以要我早些回家以便准备前往。 因为在信中说是带一个女儿，现在要带这么多的孩子去，可能不行。 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就多带俩个表妹去，只能委屈俩个表弟了。 走之前就说好：如果到中南海西门时，按规定不让进去时，两个表妹只能自己回家了。达成了协议后，就出发了。 坐公交车来到中南海西门，妈妈对警卫人员说了缘由请他们通报。 大门的警卫回答说：这事，我们知道。 可是批条上写的是一个女孩，而不是三个，所以只能一个女孩进去。哎呀呀，这三个女孩都想进去，谁都不想回去，妈妈看到我三人渴望的神情，想了想就对门卫说：这样吧，我先带一个进去，问问邓颖超邓大姐是否同意另两个女孩去见她， 如果邓大姐同意了，那么是否可以让她们俩也进去？ 警卫同意了这个提议。  妈妈就对我说：你和小米表妹在这儿等，我先带二米表妹进去。没办法，我也只有同意。 妈妈带着洋洋得意的二米走了。我和小米看着她们往里走的身影， 心里默默念叨希望邓妈妈能同意我们进去， 可在警卫面前还得规规矩矩安安静静的等着，翘首望着妈妈和二米消失的那个方向。过了很长时间，也许就过了十来分钟，可是我和小米认为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心中着急啊。终于，见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我们这个紧张啊，生怕是带来不好的消息“不能进”。 这个人走到警卫跟前说：邓大姐同意这俩个姑娘进去，我们一听，这个高兴啊，差点蹦起来，不行，到这个时候，还得稳重一点。 这是妈妈早就交待好的。  可我们还是高高兴兴面带笑容跟着来人走向总理和邓妈妈住的地方。 我们一进大厅，见到邓妈妈，有规有矩地向邓妈妈问了声好， 邓妈妈见到我们也很高兴，连声说：好，好， 你们也好。并让我们坐，我们就坐在我妈妈和邓妈妈旁边的椅子上。 妈妈此时把我们介绍了一番，邓妈妈也关心的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我们回答一些她的问话后，妈妈这才和邓妈妈聊起来。我们虽在旁边坐着听她们聊天，可是眼睛却四下转，想看看周总理从哪个门里进来。这时就听见妈妈问：恩来同志忙吗？ （好像妈妈看透了我们的心思），邓妈妈回答道：很忙，本来今晚他有些空，也想见见你们，可是临时要处理一件事，所以就不来了。我们一听这个失望啊，这么好的机会，没见到总理，真是可惜。 她们后来的谈话，我也没再听，看着她们聊天的那种神态，很亲切很融合，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旧。我就想，怪事，我妈妈怎么和这些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的友情不一般，就像是知己老朋友一样。 我知道妈妈在延安呆过， 在延安党校学习过，但她又没有进过中央领导机关，她怎么和这些人物熟得不能再熟？可是妈妈从来不给我讲她过去的经历，我这个做小辈的怎么好问呢？ 妈妈常叮嘱我： “我们都是平常百姓，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要到处吹嘘自己，特别是在他人面前不要吹嘘自己的父母和他们的职务。 我们干革命，取得今天的职位，是党的工作的需要，这是我们的事，和你们没有关系。 你要自己努力学习，将来你能胜任什么工作，就得全靠你自己，靠我们是没有用的。”妈妈的叮嘱我牢记心中。可我也明白，对她的过去，就算是我问，她也是不会说的。 直到我上大学以后，慢慢地我才从和母亲聊天的一些只言片语中与其他人的讲述中，特别是从66年开始的那场文革运动中， 我才知道我母亲所走过的革命经历。她做过各行各业，而且也和敌人面对面真刀真枪动过武，她并不是我猜想的那么简单，她不是一个只坐办公室的文职人员。

    我的母亲原名阚思颖，于1910年阴历八月十九日，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城关镇的一个商人或者说开明仕绅的家里。妈妈的父亲在商号打工做到账房，深得老板器重，年终可得红利，家境随之殷实。因为他善工书画，写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尤其是兰花、青竹，在川南地区小有名气， 有“读书人”之誉称。又因他好善乐施办慈善堂，出钱修路修堤坝修码头，深得一方百姓的拥护和爱戴。1918年曾因带头抗捐，被县长所害，关进大牢，我舅舅找朱德的救国军相救，一个月后才被释放。爷爷让他的几个儿女入学求知是很开明的。我妈妈的母亲，原籍湖北黄安县人，随她的外祖父入川，帮助外祖父经商。外祖父被土匪杀害后，孤苦伶仃，生活没有着落，我妈妈的母亲先是寄人篱下帮工，常被人欺凌虐待，于是辞工自己打零工谋生，养成了自力更生、勤俭朴实的习惯。她和我外祖父成亲后， 并没有养尊处优，过阔太太的生活，而是自己纺织，担负全家的穿衣缝补以及修理家什。

    我母亲自幼能帮助我外婆做事， 外婆摇纱、纺线、缉麻,妈妈一起跟着干；我外公写字或画画时， 妈妈就帮他磨墨牵纸。  我妈妈七岁入小学读书， 回家照常帮助父母做事。1924年，考入宜宾叙府女子中学。  在上中学期间， 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对她有很大的启示；她大哥刘鼎（即阚思俊）的要改变旧社会的革命思想对她也有很大影响；学校内的地下共产党组织的宣传让她看了很多进步书籍， 如“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新社会观”、“青年”等，由此，她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她对家庭重男轻女和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很是反感，对父母的封建教导异常不服，哪怕父母训斥甚至打骂，也不顺从。例如，她父母要给她裹小脚， 她坚决不同意。于是父母强行把裹脚布缠在她的双脚上，可是，等她父母一转脸，她马上就用剪刀把裹脚布剪开放开了脚，父母发现后， 又再给她裹上， 她再剪开放脚，最后父母执意不过她，只有放弃，不再逼她裹脚。可是在这裹上放开又裹上又放开的过程中， 她的脚也受到伤害， 脚的指头不能再伸展，她的脚成了半大脚。 她考上叙中时， 她父亲就给她这个十四岁大的女孩订了一门婚事， 而且闹得满城风雨。对这个包办的婚姻， 她坚决反对， 她不畏父亲的责骂，不顾断绝学费的压力及施用武力捉拿的威迫，也不怕各种风言风语等奇谈怪论， 毅然离家出走躲到赵一曼的姐夫郑亮臣家的夹墙楼角去住，不再回家。从此后， 她更坚定她的革命理想，做她自己想做的事， 走她自己想走的路。“五卅”惨案以后，她更加积极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 她冒着大雨上街宣传， 饿着肚子到河边参加抵制日货活动， 虽然亲友们劝她注重身体， 防止风险， 可是她也毫不动摇一次比一次更加坚强勇敢。

    在叙中读书时，除了上课之外， 就参加校外的活动，  在校内地下党组织的启发帮助下， 她能看到党的书刊， 她都是利用晚间读这些书刊直至深夜， 她越来越加深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对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充满了信心， 她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的美满而又幸福的社会， 她也明白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 要达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就必须要经过流血斗争和长期的艰苦奋斗。  由于她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于是她向校内的地下共产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   1926年5月5日， 由郑蜀雄、郑秀石介绍， 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又通过工作经受了组织的考验， 于同年12月由郑焕如、郑蜀雄两位党员介绍， 再经宜宾特支的批准， 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妈妈入党后， 由杨意闇公（中共党员）的帮助并给了她路费， 她离开了郑亮臣的楼角， 于同年12月底到达重庆 。  到重庆后住入中法大学， 在党的领导下， 半天学习， 半天做宣传工作。 1927年3月31日， 她积极参加了重庆“反对美帝炮击南京”的爱国示威运动， 这个运动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镇压，也就是国民党制造的重庆“三  、一三”惨案，  在这个运动中我妈妈的头部受到枪托重重地的打击，头皮撕裂， 她的手臂也深深地挨了一刺刀， 这一刀穿过手臂， 她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中， 被同伴救至医院治疗， 稍愈， 没经医生许可， 她就出院赴武汉， 在孙炳文家里住了一个多月。 

    1927年7月中旬， 组织通知她离武汉去上海。  到了上海， 被编入法南区街道支部， 由济南总会主任王弼介绍， 免考入上海文治大学学习。

    1928年初， 经法南区委介绍， 调由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担任交通员， 专职负责上传下达的通讯工作。  

    1931年， 因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四月叛变， 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撤离，地下党组织特科被破坏， 我妈妈转移去香港， 找到在香港的中共交通站的王弼， 请求工作， 经王弼介绍入江西苏区。  她到江西苏区后，担任地下党交通总站秘书。 那时， 为了筹集经费， 组织决定将打土豪时没收的黄金首饰熔为金条，我母亲也参加了这项熔化工作。  在融化的过程中她因硫酸蒸汽熏染酿成严重的气管炎。  病愈后， 被中央局派到苏维埃大学国民经济部训练班， 1933年经党组织批准， 她在瑞金党校高级班学习了八个月， 结业后被调入中央局妇女部当秘书， 由李维汉直接领导。 1934年， 根据工作需要， 被调到中央工作团， 由董必武、徐特立带队，去到红军总卫生部、总供给部帮助工作， 以后中央工作团撤销， 成立政治部， 她在该部任宣传科长。 1934年10月15日， 她作为中共红一军的“特殊连队”—— 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的一成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