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北方局领导同志的活动在学校开展得最为活跃，北京的北大、北师大地下党组织发展很快。天津的南开大学、天津第一师范、大公报社也都建立了党组织。还有保定的第二师范、育德中学也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学生都倾向进步，还策划过一次暴动。河北永年县的第五师范也是我们党组织在控制，第七师范校长就是共产党员，以下教育长等也都是党员，薄一波说它是中共的“党校”，还真是名副其实。不过到了1933年之后，也就是蒋冯阎大战之后，蒋介石的统治势力在北方大有加强，原先共产党人很多的冯玉祥部队，此时大势已去，风流云散。在河北只剩下了国民党军阀庞炳勋和宋哲元的势力，我党组织的活动就面临了低潮。蒋介石将其亲侄子蒋孝先派往北平任宪兵团长，在加强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搜捕的同时，又大搞“怀柔”手段，对共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实行登记、自首，引诱共产党人坦白、变节，一步步从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的同学中有不少就在这时自动脱党，还有很多消沉颓唐，不问国事了。可也就在这个艰难时刻，才真正考验出了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作为民族先锋分子的那种忠诚精神。

    1933年春我担任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师中共秘密特派员。9月在北平被捕入狱，后转送到南京监狱。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而在此之前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时所有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员都被释放，我也于1937年10月经叶剑英所在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保释出狱。    

    抗日战争初期,刘汉生出任中共直南特委宣传部部长兼八路军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可是，手上没有人，没有枪，没有子弹，怎么办？“我们是‘穷光蛋’，就得跟人家交朋友，想办法向人家要人和枪。”他说。

    组建部队、收编土匪，与日军抗争，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让刘汉生必须做到足智多谋。

    “１９３８年，漳南战役后，我接到指示，去收编安阳以东的实力派土匪头子司华生。”他回忆说.只身一人的他被安排跟土匪副司令同吃同住，深陷虎穴随时有生命危险。两个月后的一天，他被人告知司华生准备把他秘密除掉。他给组织发电报请求救援，救援的人来了，可怎么才能把这些土匪收编？刘汉生动了一番脑筋。

    “我组织了一场联欢会，有意让土匪的人坐前面，八路军从后面围坐一圈。等瞅准时机，我一声令下，‘缴枪！’八路军便将土匪全部拿下，有二三百人和枪支，还有一个骑兵排。”

    之后，他和战友又收编了多支土匪队伍和民团等地方武装。

    这便是中共直南特委游击第二支队的前身，后来被编入八路军，皖南事变后，又南下支援新四军。此前，他还和战友刘大风一起创建了中共直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第四支队”，支队后被编入东进纵队。

    武器弹药缺乏，战士们对日作战异常艰苦。刘汉生经常带领部队夜间游击，天不亮就要转移。为迷惑日军，他们把高粱秆做成子弹塞到弹夹袋里假装弹药充足……忆起这些场景，老人不时地“哈哈”大笑。

    如今，虽然进入和平年代，老人仍经常回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想起那些一同并肩战斗的战友。“无论在什么时代，一定要铭记历史。”

    1940年4月党组织派刘汉生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1944年6月他被派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至6月他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10月任中共中央派赴东北干部大队政治委员，此后整个解放战争阶段，他都在东北地区主要是辽宁参加领导工作，1946年5月至7月担任中共辽东省委员会辽宁省分委员会副书记、辽宁军区副司令员、辽宁省分委常务委员。7月至12月担任中共辽东省委辽宁省分委组织部部长。同年12月至1948年7月担任中共辽宁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建国后，刘汉生曾担任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兼铁道兵政治部主任。1959年8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国家地质工业部副部长，其间因反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农业放卫星等受到批斗，被撤销职务，下放到河北邯郸钢铁公司任副经理。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他获平反，仍任原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迫害。1979年4月至1982年3月复出任国家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兼纪委书记。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第八、第十二、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临别时，我们祝愿刘老继续健康矍铄，再做力所能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