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转移。

    四十八团于十一月五日从锡南来到溧阳塘马地区，十一月七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旅部临时在戴巷祠堂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纪念大会，晚上演出文艺节目《文件》，节目还未演完，便得到情报，说有敌情，立即转移。乐时鸣等人随旅部及文艺演出团的演员等人直接在罗的指挥下连夜转移至溧水白马桥地区，但日军并没有出动，过了二天，旅部又回到塘马。

    对于这次转移，日军为何没有出动始终是个谜。据四十八团政治处主任张鏖的文中称，罗忠毅、廖海涛亲口对他说“日军是进攻国民党的，但为了安全起见，部队还是迅速转移”。④那么日军究竟是针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呢？因为日军没有出动，那就无法得知。日军为什么没有出动，是因为准备不足（如果是针对国民党），还是因为得知新四军已经转移（如果是针对新四军），还是因为我们的情报失灵？这些都是历史疑案。
罗、廖的转移是明智的，先前也转移过一次，但又迅速返回，罗、廖之所以不愿放弃塘已马地区，是因为皖变后新四军的处境极为险恶，生存空间十分狭小，加之四十八团某些领导放弃锡南、苏西斗争，可谓是雪上加霜，对于塘马这样的战略要地，怎能随便丢失呢？

    二次转移日军没有出动，有许多评论。有人认为日军两次施放烟幕弹，故意引而不发，让你产生麻痹思想，到时候给你致命一击。这种说法似乎也说得通。因为失败的理由有很多，成功的理由似乎只有一条。既然在塘马战斗中，敌人偷袭成功，那么先前的现象怎样解释都可以。但问题是敌人怎么能保证引而不发，一发就中呢？如果罗、廖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上转移，难道敌人还“引而不发”？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

    我们必须作深层次的全面分析。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抗日力量受到了一定的挫折，尤其是在江南，皖南的抗日力量几乎不存在了，苏南的抗日力量由于陈、粟大军北上，加之日、顽夹击，二支队东移太滆，在茅山地区、横山地区抗日力量处于低潮，这一点日军不会不清楚。待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日军在东路清乡，十八旅被迫北上，十六旅孤悬江南，日军也不会不知道。后十六旅孤军奋战，恢复了茅山地区、横山地区，日军肯定会引起重视。他们不得不认识到苏南的新四军在皖变后虽然被削弱，但很快又恢复，甚至有超越江南指挥部时期的势头。他们不得不想出对策，但鉴于兵力不足，又要发动太平洋战争，所以他们必须肃清在苏南的抗日力量。苏南有共产党的军队，也有国民党的军队，他们都会用兵去对付，仅不过战术不同而已。对付新四军，他们采用“长途奔袭，分兵合击”的方法。西施塘战斗，巫恒通被捕，白马桥马占寺战斗皆采用这种战术。但是这种战术有一个前提，必须情报极其精确，用兵时不走漏风声。

    日军要对付十六旅旅部，他们必须知道十六旅部的精确居地，这一点他们并不难做到。当时十六旅活动的空间不大，如果不是取得黄金山三战三捷的战果，旅部还要西移。十六旅旅部在溧阳北部呆了很长时间，从五月份一直到十一月份，主要是在塘马和戴巷移动。日军对这样的活动也应该有所察觉，但问题是十六旅旅部有一定数量的部队，日军出动少量的兵力是没有用的，而要出动大量的部队要做到不走漏风声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往往小股日军一出动，我们的情报就到了，日军常常扑空，更何况出动几千人的兵力。所以日军二次扬言要进攻，二次没有进攻，非引而不发，而是没有把握，所以放弃了。但问题是：为什么第三次就有把握了呢？

    日军既然要出动，就有一定的把握，这基于二点：一是确知新四军旅部没有移动，二是自己的行动要十分秘密。

    第二点要做到从理论上讲，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可以后半夜起身，他们少用伪军，但要做到不被哨兵发现也难，巧的是大雾帮了他们的忙。

    但第一点要做到就由不得他们了。敌人要动用几千人的兵力可不是容易的事，他们要得到旅部没有移动的绝对可靠情报，才能放心实施。这一点就令人不解了，敌人如何确知旅部没有移动？难道真的是随意地组织一次战斗，侥幸地成功了？

    联系前后分析：一、罗忠毅率旅部在1941年2月到达宜兴和桥一周不到，突遭袭击。而且日军直接扑向西施塘，目标如此精确，令人不解。二、十六旅西返溧阳北部，1941年11月7日，得到情报，从戴巷转移了。敌人没有进攻旅部，旅部转移了，敌人根本没动。在这前面，旅部得到情报也转移过一次，敌人也没有来。敌人为何不动？三、塘马战斗后，谭震林南下，日军又扬言出动，而且真的动了。这一次，十六旅旅部从经巷移至犹村，这次敌人扑了空。
所以笔者推测，日军极有可能在三次活动中都得到了确切情报，前二次转移了，日军无法进攻了，11月27日晚却得到了旅部还没有移动的消息，那样，做好准备的日军深夜扑向塘马了。塘马战斗后，内线已暴露，扑向经巷时，由于得不到精确情报，所以扑空了。

    敌人如何得到精确情报的,而在塘马战斗后情报就不灵了，这些就无法得知了，总之塘马战斗前敌人得到了精确情报。

    如果有内奸，这就好解释。在西施塘，部队没转移，敌人就扑来；部队转移了，敌人就不再来；在塘马，部队没转移，敌人来了，偷袭成功。在溧水经巷时，内奸消失，部队转移了，敌人得不到最后的情报，照样扑来，却扑了空。

    如果真的有内奸，在当时形势极为险恶的情况下，在旅部建制很不健全的情况的下，“塘马战斗”绝对不可能避免了。

    当然这是一种推论，只能作为一种推论。

    （七）罗福佑事件。

    罗福佑，江西人，是老红军。他早就参加革命，全家为国民党所害，他在新四军中曾担任过独立二团的政治处主任，四十八团成立时，被委任为四十八政委。罗福佑曾对革命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在独立二团时，渐渐丧失了斗志，贪恋物质生活。当时新四军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向罗忠毅这样的师级干部，一月只有五元的津贴。但在程维新的独立二团中，一个宣教科事一月就拿十几元钱，团级干部就更不用说了，独二团曾为新四军的财政收入作过贡献，所交黄金甚至送到过延安总部。到了四十八团后，罗福佑在苏西、锡南受独二团生活的影响，过起了和其身份不相称的生活。在政治上又歧视排斥地方党领导，引起了许多干部的不满，特别是他多次谎报军情，说日军要到苏西、锡南清乡，要把部队拉回茅山地区。六师领导谭震林、罗忠毅吸取东路清乡的教训，同意四十八团西入茅山，这确为无奈之举。四十八团的西进，使新四军十六旅的生存空间一下子缩小了许多，十八旅北上，独二团在太滆又摇摆不定，在战略上已处在极为不利的局面。

    罗福佑生活作风极不严肃，还带着姘头大摇大摆，在宜兴和桥住了几天，慢吞吞地于十一月五日到达塘马地区。四十八团政治处主任张鏖忧心忡忡，共产党员责任感使他义无反顾地联同刘烈人向罗、廖汇报了罗福佑的情况。罗、廖极为愤怒，免去了对锡南、苏西斗争无信心的王胜的十六旅参谋长之职，撤销了罗福佑团政委之职，并对罗福佑展开了极其严肃的批评，经过一段教育后，准备把罗送到军部学习。

    不料罗福佑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深夜瞒着警卫员陆云璋等人，携上巨款，向北奔逃，到了茅山脚下的方山，因露出巨款，被土匪击伤。土匪慑于新四军威名，又把他送给茅山保安司令部，茅山保安司令部遂押至塘马。

    罗福佑的出逃是不是叛逃，难以确定，但它反映了在艰苦的斗争时期，革命意志薄弱的个别领导经受不住残酷斗争的考验，这更说明培养教育干群的政治工作的重要，说明了军事斗争从来就不是纯军事的行为，他和政治斗争是极为相关的。

    罗福佑参加了塘马战斗，带着伤转移至戴家桥，后患病不治而亡，一个团级干部就以这样的结局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①（新四军文献（2）、745页）
    ②（新四军文献（2）750-751页）
    ③（新四军文献（2）753页）
    ④（张鏖《在东路十七个月的回忆》苏州革命斗争史料选辑-抗日斗争回忆录，苏准印（88）第239号，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