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巴中城南，有一座中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在近5000块花岗石碑上，铭刻着超过13.8万红军将士的名字与功勋。

    这座“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建成与现任碑林纪念馆名誉馆长张崇鱼密不可分。从1992年起，张崇鱼和同伴们遍访全国搜集红军名录并筹集捐款，用20多年时间，行程70逾万公里，搜集到约15万名红军名录，并在四川省和巴中市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下，将碑林建成。

    有人将张崇鱼的寻访之旅，誉为“碑林长征”。而时至今日，80岁的张崇鱼仍在巴中周边搜集红军名录及事迹。近日，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记者入川探访老人张崇鱼，倾听他和红军碑林的故事。

    山顶碑林镌刻13.8万红军姓名

    10月25日的巴中刚刚降过雨，位于城南南龛山顶的将帅碑林纪念馆内的银杏越发明净、灿黄。

    馆内矗立着川陕苏区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和红军纪念碑，并建有纪念像园。其中坐落着包含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要将领的大型立体石雕。

    以纪念像园为中心，向左右依山就势而建的，是三处全长约800米，宽6米的碑林长廊。作为碑林的主体工程，长廊顶部为金黄色琉璃瓦，其中近4000块纪念单碑上，刻着红军将士的姓名、头像、简历以及亲属或捐建者姓名。

    除个人单碑外，也有数百块刻有红军英名和烈士名录的石碑，与单碑一起，共同镌刻着逾13.8万红军将士姓名。

    66岁的吕欣驰和64岁的妹妹专程从沈阳和北京赶来，在他们的父亲、红四方面军少将吕黎平的石碑前献上一捧黄菊。尽管这块父亲的花岗石碑已在巴中矗立多年，这对姐妹还是首次前来祭奠。

    几年前，一位云南武警消防总队的将军在参观将帅碑林纪念馆时，发现纪念馆存在困难，于是根据相关名录，捐资为素不相识的红军将士们立碑，名录中就有少将吕黎平。

    多年之后，吕欣驰的朋友偶然来此发现了这块石碑，作为女儿的吕欣驰这才知道，原来在距父亲祖籍江西兴国县千里之外的巴中市，这片父亲当年曾浴血奋战的地方，还立着一块父亲的碑刻。

    参观过将帅碑林之后，吕欣驰感慨地说：“很感动，做了这么多工作，真不容易。”

    吕欣驰所谓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指将帅碑林的倡建者张崇鱼走访全国，遍访红四方面军老红军的过程。

    见到张崇鱼时，80岁的他前天夜里刚从四川马尔康回到四川成都的家中。这趟原本与妻子、女儿的自驾游，又被他用来寻找老红军名录。

    据其女儿介绍，趁妻子、女儿休息的半天，他跑去马尔康的民政局和档案馆，又找到了800多名红四方面军老红军的名单。

    趁谈话中张崇鱼离身的间隙，张崇鱼的女儿张柳对记者说，能否帮忙劝劝老人，别再四处跑了，毕竟八旬高龄了。

    张崇鱼表示，除早年搜寻到的这13.8万红军名录外，近两年他又四处搜集到了2万多名红军信息名录，实际约有十五、六万人。目前，该数字仍在缓慢增长。

    为红军立碑缘于青年时期埋下的种子

    张崇鱼对红军的情感，始于青年时期红军战士的感染。

    20岁那年，在巴中中学读高中的他听了一场长达4小时的报告。一位老红军在向全校师生讲述红军长征精神期间，撩起了衣服，露出了胸部、手臂和头部等多处伤疤和弹孔。情难自禁的老战士哭了，现场包括张崇鱼在内的一千多名师生也哭了。

    再一次为红军精神震撼时，张崇鱼已年近五旬。他在成都偶然见到了巴中籍的一位师长。对方在1947年的沙家店战役中，被打断了八根肋骨，并被评为战斗英雄。

    解放后，这位师长又去了新疆，在新疆建设兵团一干就是20多年。这位师长给张崇鱼讲述了许多红军故事，老战士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深深震撼了张崇鱼。

    红军情节在张崇鱼青年和中年时期埋下了种子。

    1992年，正值红军入川60周年。时任四川省巴中县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的张崇鱼，参加了相关纪念活动。

    1932年，以鄂豫皖为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经陕南进入四川巴中通江两河口，并在巴中驻扎了很久。而川陕苏区，也被毛泽东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

    红军入川60周年的纪念活动，激活了青年时期埋藏在张崇鱼心底的情感。身为巴中人的他开始思考，该用何种方式来缅怀和纪念红四方面军呢？

    他突然想到，在自己1985至1990年任四川省巴中县平梁区区委书记时，凭借搜集的中外书法家两千多幅手迹，在巴中建成了中国书法第四大碑林的事。既然书法都能建成碑林，那么红军将士可否通过建设碑林来缅怀呢？
张崇鱼说干就干。可当时既无人物资料，也无资金，除了想法，其余都是两眼一抹黑。

    说来也巧，张崇鱼偶然得到一本《红四方面军人物志》，其中介绍了两千多名老红军当时在地方和部队任职的信息。他如获至宝，于1992年8月，依据书中的线索，自费800多元，陆续发出3000多封敬告信。他在信中敬告广大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及家属，为缅怀红四方面军，决定在巴中为老战士树碑立传。

    发敬告信有两个目的，一是找人，二是筹集资金。

    由于当时大量红军老战士健在，不少人对立碑一事很感兴趣，便回信表示支持。

    由于信件的往来，张崇鱼联系上两个关键人物——原国防部长、上将张爱萍和上将尤太忠。其中，张爱萍给张崇鱼题写了“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几个大字。而曾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则在病床上为张崇鱼写下了1300字支持建设将帅碑林的序言。

    巴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也很支持张崇鱼建将帅碑林的倡议。1993年9月，四川省政府发出文件，表示同意在巴中建立川陕苏区将帅碑林。

    有了这份文件，张崇鱼如获至宝，他带着这份文件的复印件，和几份有关部门开出的介绍信，开始四处走访搜集红四方面军老红军的信息。

    张崇鱼彼时已57岁，有人劝他：“一把年纪了，还搞个啥？”

    “我还要搞到80岁呢！”

    寻访之路“太委屈” 被当骗子审问

    “太困难了！”

    张崇鱼首先面对的是经费问题。由于没有专项资金，为红四方面军老红军立碑主要靠其本人或家属捐资：如果老战士想给自己立一块单碑，则需要自愿捐资三、五百或千元。无论将士还是军官，所立石碑均同等大小。

    也有少量非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战士听闻后，表达了立碑意向，张崇鱼也予以满足。

    先根据老红军提供的简历，张崇鱼等人再拟好碑文，待老红军或家人签字确认后，他们就为其刻碑立碑。

    单碑立好之后，再拍成照片寄给对方。如果对方不愿立成单碑，则将其姓名刻在合碑之上。

    也有一部分单碑是免费立的，主要针对于红军时期的重要人物、将军等。不少老红军将领后人听闻后赶来参观，还进行了补捐。期间，也有部分单位和个人，受感于张崇鱼等人的行为，出资为素不相识的红军将士建碑。

    张崇鱼等人外出寻访的经费，主要源于红军将士的捐资。为节省开支，几次进京寻访时，他们都住在海军大院附近几块钱一晚的地下室里。

    清早六七点起来，吃点馍馍就出门了，直到夜里八九点才返回驻地。大部分时候，他们的午饭都在老红军家里解决。

    与张崇鱼外出寻访的工作人员曾告诉张崇鱼的妻子王克珍，张崇鱼在外时常“一根红薯就解决问题”。

    1994年赴上海寻访，因为住不起正规宾馆，张崇鱼一行刚出火车站，就被人收走了证件，带至一家由两个彪形大汉把守的黑旅馆中。

    身处异地，势单力孤，一行四人只好在那个连上厕所都要过马路的旅馆中住了一宿。

    在沈阳寻访期间，张崇鱼生病输液。稍微好一点，他又立即出发寻找老红军。

    更大的困难来自信任。在那个电话尚未普及，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想要自证身份也是一件难事。

    1996年寻访重庆时，张崇鱼等人在某军队干休所一下找到了五位红军出身的军级老干部，很快筹集了2900元钱用于立碑。

    可这笔钱在兜里还没揣热，干休所负责人当夜就找到张崇鱼一行，将他们带至干休所审问，并要求他们退还全部筹款。

    直到事后，他们收到张崇鱼垫资为老战士立碑后的照片，并派人调查了解后，才将钱寄了过来。

    在沈阳，一位将军的遗孀拿出500元给张崇鱼，让其为已故的丈夫立碑。这事被将军儿子得知后，当晚就带着一个彪形大汉，驾车赶到张崇鱼等人的住所，将其所持的证件、介绍信和500元钱悉数收走，并叫第二天去取。

    等张崇鱼次日前去时，却被对方关在屋里审问。尽管张崇鱼提供了电话供对方核实，但始终不被信任。

    对方要求张崇鱼，除退还其母亲捐款外，还要再给200元，作为前晚驾车前来的油费。最终，张崇鱼只好出了这笔钱，息事宁人。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太原。张崇鱼的寻访，受到一位巴中籍老红军的热情接待。不料儿媳妇回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报了警。

    民警赶来后，查看了他们的证件、介绍信和先前走访老红军的资料，才发觉这是一场误会。

    在长沙，张崇鱼的两位同伴在寻访中被送至有关部门审问。即便经过电话核实身份，对方仍不肯相信。直到这两位同伴，找到先前访问过的一位省军区副司令后，有关部门才放了人。

    “我们觉得太委屈了！”张崇鱼说，除了被视作骗子，也有人说他们外出是为了游山玩水，这反倒激起了他们的韧劲。

    “越是不相信我们，越要干下去，要不还以为我们真是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