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红25军在葛牌镇以南的九间房设伏，打垮一路跟踪追击的陕军警备第三旅的两个团，毙俘旅长以下共1000余人。乘胜前进，攻克洛南县城，在豫陕边区新建了一批区、乡革命政权。

    6月初，红25军决定攻占鄂豫陕三省边界要地的荆紫关。荆紫关有敌军第44师一部和地方民团一个营驻守。我军首先派225团在荆紫关西北之马蹄店扼守隘路，阻击后援之敌军。为出其不意，我军假冒敌军四十四师的部队，于6月15日经60余公里急行军逼近荆紫关，并迅速逼进城下发起进攻。敌守军急闭城门进行阻击，此时223团火速赶到，在火力的支援下搭人梯强行登上城头占领全城。此战，歼国民党军第44师1个多连和民团一个营。有力地策应了葛牌镇区红色政权的游击战争。

    紧接着，于7月1～2日发起了袁家沟口战斗。袁家沟口是一条长达10多里的深沟，两侧山高林密，我军在预选战场设伏待敌。7月2日拂晓，陕军警一旅进入伏击区，我军突然发起猛烈进攻。群山间军号嘹亮，杀生四起，经过约10个小时的激战，歼敌14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支。我军仅伤亡100余人。此战后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亦得到了物资和兵员补充，并营造了红25军乘胜东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的战略态势，致使正准备围剿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军第51军紧急改变计划，后撤以保卫西安。

    战略转移策应北上

    面对西安绥靖公署对鄂豫陕苏区的重兵围剿，考虑到全局斗争形势的需要，且为实现策应进入四川的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意图，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红25军主力离开包括葛牌镇在内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西征陕甘。7月16日，红25军将士高呼“迎接党中央”、“迎接中央红军”的口号，从西安以南的沣峪口出发，于1935年9月16日到达陕北的延川县永坪镇，与中共西北工委和陕北红军第26军、第27军胜利会师。至此，红25军历时十个月、转战鄂豫陕甘四省、行程约万里的长征最终结束，昭示着红25军是在失去联系、单独转移、没有减员和先期到达陕甘的第一支队伍。毛泽东曾称赞红25军的长征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同时期，留在鄂豫陕边地区的中共鄂陕边特委和豫陕边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由郑位三任书记，我军一部则和地方武装编为红军第74师，由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治委员，在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由于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关中地区建立的最早红色政权。 故对整个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以及红25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及其重要支撑与保障作用。

    首先，红25军在葛牌镇建立的长征中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标志着红25军在长征中的一个崭新的转折点——由被迫长征到主动出击，有力地摆脱了敌军的“围剿”，战局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次，葛牌镇处地茫茫秦岭大山深处，是古城西安的东南门户，距国民党的西北战略中心西安只有45公里。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和为保卫新生革命政权而组织的蔡玉窑、九间房、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极大地震慑了陕军的老巢和敌军的西北战略中心 ，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且与正在北上的中央红军形成了有力的策应。

    再次，葛牌镇存续的近半年期间，红25军的军力得到了休整，军容发生了改变，队伍开始发展壮大。由刚到陕南时的只有二千余人，扩充到了3700余人。战略上的被动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开始由被动防御转向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敌人，战果日趋扩大。同时也标志着红25军领导在军事指挥的驾驭上已经走上了新的层面，为最终建立和拓展稳固的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苏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在红军西征后停止运作，但葛牌镇红色政权的积极影响和红25军在葛牌镇播下的红色种子已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生根、长叶、开花、结果。

    参考资料：

    1、《蓝田党史》；
    2、《柞水党史》；
    3、《西安日报》；
    4、《红二十五军史》；
    5、《金寨红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