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3日，对于13亿华夏儿女来说，是一个很不平常的日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的“国家公祭日”，首次以国家的名义，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中国同胞！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形式隆重，令人震撼！令人感叹！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过去七十七周年后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来得虽晚，但是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国民的期盼，沉睡了多少年的中国龙醒了，压抑在中华儿女心头七十七年的怒火终于有了喷火口，这是一次最宏大、最公正的祭奠，给国人以交代，给亡灵以告慰，给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一种安慰。

    作为一个抗战先辈的后人，连日来，我思绪起伏，感慨万千，我在时刻关注着“国家公祭日”的诸多信息，我在认真拜读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纪实文章，我感动了，我流泪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人民文学》2014年12期上看到刊登了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作者何建明，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人民大学教授。因为同有着当兵的经历，我便与他取得了联系，交流起来也比较顺畅，鉴于这种缘分，我更是仔细地嚼读着中国第一个全面写“南京大屠杀”的纪实作品，拜读了一遍后，我回到了老家，我便把读到的“南京大屠杀”的残忍故事情节与八十岁高龄的老父亲进行了交流，也谈到了钓鱼岛之争，新仇旧恨触发了老父亲在思维深处、刻骨铭心的记忆，说着、说着便老泪纵横：“日本鬼子进村烧杀抢掠的时候，我年龄很小，身上生麻疹正躺在炕上，你奶奶一看，怎么这时候还躺在炕上，光溜溜地抱起来就跑，当时连吓加冻差一点要了命，这样，总算有希望能活下来，要不是你奶奶把我抱走，早就没命了，也就没有你们的今天。”父亲说着自己的遭遇，又联想起了类似的一件事，日本鬼子进攻时，我在五服之内的一个大爷爷抱着我堂姑就跑，跑着、跑着，就跑不动了，鬼子在后面一边叫着，一边紧追着，就扔下我堂姑，堂姑就哭，我大爷爷又抱起来跑，跑不动了又扔下，就这样连续折腾了四次，我大爷爷一看，鬼子追得更近了，再不跑连自己也就没命了，只有狠狠心扔下堂姑，自己保住了一条命，堂姑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了，事后，我这个大爷爷后悔了大半辈子。父亲是一般不流泪的，但说起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时，他在中午时分就流过两次泪，看着老父亲泪流满面，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当时直后悔，不该在年老的父亲面前说起这些事，但已经晚了，不过，我看到父亲的流泪，更使我义愤填膺，更让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此时，我的心情，正如同一首歌词里唱到的：“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

    作为每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我们怎能忘却七十七年前的今天，日军残暴地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达三十余万人，在中国人民心头和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三十多万苦难同胞被日本侵略者断头割喉、百般蹂躏甚至首体分离而亡，《南京大屠杀》的字里行间都浸透着日本侵略者的惨酷暴行。

    我颤抖地翻阅着《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日本侵略者的罪孽有案可稽。在《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碑文）》中写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陷城之初，南京难民如潮，相率出逃，内有三万余解除武装之士兵暨两万多平民，避聚于燕子矶江滩，求渡北逃。讵料遭日舰封锁所阻，继之以机枪横扫，悉被杀害，总数达五万余人......”

    在《东郊丛遇难同胞地纪念碑（碑文）》记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疯狂实施南京大屠杀，计于中山门外至马群镇一带，收尸三万三千余具......”

    这样的记载太多、太多，罄竹难书，太沉重、太悲惨，我不忍心再看下去，这些碑文就如同一座座埋葬遇难者的“万人墓”，攫住了我的心，凝视这些文字感到心颤，心中就会想象出人类史上那最悲惨的一幕，我还会想象着四万余名解除武装的守城官兵被日本侵略者集体押到一处，被火活活烧死的情景，还会想象几千解除武装的士兵被押到长江岸的情景，同胞的鲜血染红了长江，这是一段不可更改的和血凝的历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真是不共戴天，应受到历史的审判。

    然而，本该彻底反省、忏悔的日本，并没有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从小泉纯一郎到安倍，都毫无顾忌地参拜靖国神社，从日本的舆论界到教科书，都把“侵略中国”的文字改为“进入中国”，日本人不仅改教科书，而且到处在为二战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将士竖神社碑、满洲碑。所有这些本应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然而，今天的国人却无动于衷，没有感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痛处，没有想到日本掩盖侵华历史的后果。我们今天回首七十七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是为了更好地过好明天，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常常告诫国人的一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的国人该警醒了，难道三十万同胞的生命还换不来我们的觉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