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任弼时在苏区中共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指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判制度。”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是一次严肃的抵制，因而保护了一些人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任弼时“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免去其组织部长的职务，派他去湘赣苏区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在湘赣苏区，任弼时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肃反扩大，保护了一大批军队干部。被解救出来的干部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任弼时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翌年春又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持。1940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为中共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时称他是中共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1948年春，中共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翌年3月，他随中共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中国新民民主义青年团（1957年又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苏联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治疗。1950年4月回国后，他没按医嘱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员中，任弼时是出身“青年团”的年轻的老革命家，后来又一直以刻苦坚韧著称。这位有着“骆驼”性格的坚强战士，少年时期身处思想活跃却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湘境，决定“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走工业救国之路。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后看到——若“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兴办工业以强国并无可能。从而走出国门，到苏俄寻求“真理”，走上了终生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任弼时勇于“同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却从不整人”。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中共党外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中共党内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中共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

    任弼时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曾一直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 举荐和支持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占据统治地位长达4年之久、并给中国革命带来惨痛损失的、作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巴威尔•米夫深刻影响过的共产国际转变立场、而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询私情，对毛泽东亲属也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甚得毛泽东赞赏和支持。而康生等一类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

    任弼时两次被捕受严刑，身体被严重损害。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中共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早在民国17年（1928年）末，他作为中共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时第一次被捕，国民党当局未搞清他的身份。任弼时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国民党当局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中共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后获释。次年末，他在上海主持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因此外国警探怀疑有假，即使用电刑，竟然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时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巡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随即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周恩来以中共地下特科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后来，便落下了病根。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方面军，年仅30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50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

    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要了一架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当地农村纺织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共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各阶层人们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1947年，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边区财政委员会副主任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贺龙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干部们普遍厌恶康生这种人，而对任弼时则由衷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