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30日和12月，中共中央开会研究，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1937年12月，来自延安的领导人叶剑英（左二）、王明（左三）、秦邦宪（博古，左四）、周恩来（左五）在武汉。

    这是军部旧址里通往叶挺军长住室、项英副军长住室的一处楼梯，是我父亲当年上上下下的楼梯。

    这是叶挺军长住的套间（办公室和卧室）。这也一定是我父亲经常出入的地方。

    当我父亲在汉口军部里忙活的时候，我母亲还是福建的闽南苏区（闽粤边）独立三团里的“小兵拉子”。

    母亲解放后在自传里写道：

    “到苏区的时候，红军尚未全部集中。我们这一批入伍的是四个人，年纪都一样（十六岁，实是年龄只有十五岁）。省委同志同我们谈话，说太小了，不能入伍，要留我们在平和上中学。我们急得都哭起来了。他看我们很坚决，就答应带我们走。红军集中到龙岩白土，在很短的时间里，由于老同志对我们的帮助、教育，使我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也跟上了军队的紧张生活。
    ……我穿上了军装，背上一支没有盒子的驳壳枪、一个背包、一条米袋，觉得这种生活真是新奇极了，情绪非常高兴。经常听老同志讲过去的艰苦生活和许多英勇牺牲、以及机智战胜敌人的故事。当时自己的思想就感到自己对革命什么也没做过，什么也不懂，所以什么都觉得新奇，什么都想学，什么事情都想做在别人前头。我很崇拜老同志，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的关怀。不知有一种什么力量使我的心情都变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父母对红军改编成“国军”都没有表现出抵触情绪，他们都沉浸在革命队伍发展壮大的喜悦中，都相信自己的领导是坚决革命的，是抗日保家卫国的。我父亲的名字由“丰良”改为“长华”，就是由丰衣足食的小农期盼升华为国家昌盛的信念。
    汉口，是新四军军部光辉历程的起点，也是我父母亲历程开始交集的一个起点。

    附：我父亲任特务员的有趣经历

    我父亲是四川安岳人，他的家乡并没有红军。1935年3月，为了谋生，他离开家乡去往松潘，路遇西进途中的红四方面军而被征召入伍，先做挑夫，而后做了总政治部保卫局特务队炊事员，并随之长征。长征途中，他又调到第四军保卫局特务队。

    我父亲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保卫局特务队时，那是高高仰望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话也不曾说过一句。

    而我父亲到了红四军，与军长许世友的接触就多一些。不过，那时许世友军长大名鼎鼎，我父亲则是“新兵蛋子”，虽然同在军部，也没有太多在一起的机会。但作为担负警卫工作的特务队战士，我父亲和队友们对自己的军长佩服的五体投地，尤其是许军长的“功夫”，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举行的红军唯一的全军运动会上，许世友夺得第一名！尽管那时候许世友已经调任骑兵师长了，但大家都觉得还是许军长能为红四军增光。

    长征途中，我父亲随许军长在一、四方面军部分部队混编的右路军中北上，进行包座战役打开北上通道后，却又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南下，南下受挫再次北上，好不容易三过雪山草地，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到达延安。

    一到延安，我父亲即调入中央保卫营（警卫营）特务队，这令他们一帮来自四方面军的小伙子们兴高采烈——到毛主席身边啦！

    可是，我父亲虽是“四方面军的人”，却被安排到张国焘的警卫排里。张国焘不愿和其他领导住在一起，他要住在清静点的地方，所以，我父亲他们这些警卫员为此还有些怨言。

    不想，没有多久，我父亲再次重演离开“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再到许世友军长身边。不过，这次重回，却是看守昔日的老军长。

    众所周知，在延安这一时期，发生了“许世友被囚禁受审事件”——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后，延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纷纷召开声讨张国焘的会议。许世友当时在抗大一队学习。在抗大一队的批判会上，出现了偏差行为和过火言语，有些人上批张国焘，下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对此，许世友甚为不满，他跳出来发言，不同意对张国焘全盘否定，更不能容忍那些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无理指责。因此，许世友被当作“跟张国焘一伙的”“军阀”“土匪”而首当其冲地受到了辱骂和批判。许世友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随后，许世友在医院里做出了一个惊天的举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决定要拉人返回四川，找留在那里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去。为此，许世友拉到了5位军级干部、5位师级干部、20多位团级干部、2位营级干部跟他走。不想行动未及实现即被人举报，许世友被关押起来，并被审判，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报请“枪毙许世友”。

    开始担任看守许世友的任务时，我父亲不敢和许世友说话，因为许世友正在气头上，不理人、不说话，遇到审讯就发脾气。当他得知我父亲原是第四军保卫局特务队的，两个人就有话说了。许世友如同在四军时称呼小战士那样，称呼我父亲“小鬼”。他告诉我父亲，他亲口骂了中央两次，没有人敢这么干，所以他只求速死！他觉得他已没有出路，所剩时间不多了，拿出钱来给我父亲（四方面军的干部还是有些钱的），让我父亲去街上买吃的，什么好吃就买什么！

    我父亲听了许世友说的，于是就满大街地去找好吃的，买回来给许世友。看着老军长大嚼大咽的，我父亲真有些心酸。

    不久，事情就有了转机。毛泽东制止了批判张国焘路线扩大化，并在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那份“枪毙许世友”的报告上行使了否决权，还亲自到关押许世友的地方向许世友鞠躬致歉。此后，毛泽东又来和许世友交谈，还亲手为许世友打开镣铐。毛泽东对许世友的肯定、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肯定，使许世友幡然悔悟，他跪求毛泽东谅解，两人不打不成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党中央撤销了对许世友的禁闭处分，第二年，党中央又撤销了许世友的党内处分，给他恢复了党籍。从此，许世友成为毛泽东最可信赖的“重臣”。我父亲非常高兴

    而我父亲，不当许世友的看守了，又当了肖劲光的特务员，并在此后不久，作为延安派出的骨干，赴汉口去参与组建新四军军部，一口气接连做了陈毅首长、叶挺军长的特务员。

    张国焘背叛了党，最后跑到国外去了，我父亲与他再无缘，而他与许世友则缘分很深——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父亲连同我母亲一同编入许世友任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山东兵团，重归其麾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宴请我父亲，落座之后，没有寒暄，两个人的话题自然又回到了当年在延安时的“警卫”与“囚徒”时候。许司令依然称呼我父亲“小鬼”，他问我父亲当年敢给他这个“死囚”买这买那的，不怕牵连吗？我父亲嘿嘿笑着说，你为四方面军说话都不怕死，我怕什么！

    宴请的结果，是不喝茅台（度数不够）喝烈酒（好像是洋河大曲之类的）。席间两个人无话不谈。许司令问我父亲，红军没有从你家过，你是怎么参军的？我父亲如实说，我想去松潘找点营生，路上被红军“拉夫”的！（那时，四方面军西进，携带着大量的物资要挑运）两个人一起为红四军长征三过雪山草地而唏嘘不已。我父亲说起，他背着行军锅爬夹金雪山，差一点就“革命到底”在半坡上了。许司令又问，你从延安又去了哪里？我父亲说，去新四军给陈毅、叶挺军长当特务员啦，最后，还是回到你的麾下，攻打济南城（指在许世友任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山东兵团中任职）。许司令听得哈哈大笑。然后，两个人竟然交流起了打猎的经验体会（人尽皆知，许司令是打猎迷），甚至说起了在房前屋后的小地块上怎么种菜。

    我父亲当特务员，先后保卫张国焘、许世友、肖劲光、陈毅、叶挺，可以扳着指头数一圈了。

    我知道，我父亲为这么多领导当过特务员，除了他机敏能干、忠诚可靠，还有就是招人喜欢啦！看他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