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至成上将

1938总理赠杨至成

1948年朱德与杨至成杨立三合影

1948杨至成与刘亚楼

1955年总理授衔

1959国庆天安门合影

    我的父亲杨至成——1903年出生于贵州省黔东南一个侗族家庭。1926年黄埔军校5期学员，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1938年组织安排就读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又会打仗的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全军几位少数民族将领之一，也是贵州省惟一的开国上将。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最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5段工作履历13段都与后勤相关：井冈山留守主任；长征路上先遣团主任；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总后勤部政委，军需部部长；抗美援朝中南军区军需部、后勤部部长……‘他创造了我军后勤工作“六个第一”：担纲了朱毛红军的第一任大管家；制造了红军第一身军服；开辟了我军第一条邮政通道；建设了我军第一个电讯系统；提出了我军第一条后勤补给标准；创办了我军第一所后勤军事学校。’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三个历史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为我军后勤工作立下汗马功劳：

    一、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8月1日-1937年7月6日)

    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湘南起义，1929年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官长，那时红军没有统一的服装，在他带领下，生产了中农红军第一套统一的制式军装。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父亲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但他并无怨言。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危急时刻，父亲建议部队向自己熟悉而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家乡走，这一建议得到采纳，中央红军在父亲家乡贵州黔东南召开了黎平会议，随后又召开对中国共产党有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父亲重新被起用，担任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他利用自己是侗族人，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用家乡话做当地群众思想工作，筹粮筹枪筹药，为我军长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为四渡赤水、抢渡大运河、爬雪山、过草地，提供了关键的物资保障。后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红军总兵站站长。获一级八一勋章，全国获此勋章的仅175名。

    二、抗日战争时期任（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2日）

    陕甘宁边区是当时我军创建并保存下来的惟一完整大块根据地，他受命担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卫戍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肩负保卫和建设边区的两幅重担，他组织部队开荒种地、采盐炼油、建兵工厂、建学校并亲自教学，由于5次负伤，受派赴苏就医，并入苏共远东局党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埃德加•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盛赞：“杨是一个聪明的人”，“在军事管理和根据地组织方面，他是一个专家”。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3日-1950年9月3日）

    受苏德战争之累，他历经非人磨难，辗转苏蒙回国，即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部长。当时东北人民解放军12个纵队，1个炮兵纵队并地方武装共53个师70余万人，父亲负责主力部队的后勤保障。东北异常寒冷，为迎接辽沈战役，他提前9个月生产并发放了120万套冬装。他夜以继日的工作，在东北的两年多，他参与创建了46个军工厂，20多个生产基地，29所野战医院，组建了十几个运输团，并创办了十几所诸如医科学校、供给学校、护士学校、汽车学校、军需院校等。确保了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并为后来的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援。随着我军战事南进，他又先后被任命为华中区军需生产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等，为中南六省后来的剿匪建政、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做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三年中，仅中南军区后勤部就先后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抽调组建后勤保障机构50多个、人员5万多人，供应志愿军棉衣、单衣496万多套，各种军鞋437万多双。同时调运各种军需物资27万多吨。为表彰他的功绩，解放后父亲获一级解放勋章，全国获此殊荣的不足1000人（992人）。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校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7年2月3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64岁。

    我眼中的父亲

    父亲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对自己严格要求。他早年在旧军队任军需官，看不惯反动军官吃空饷、喝兵血等腐败现象，经常打抱不平，绰号“好斗的公鸡”；考入黄埔军校后，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象多数人那样参加国民党而是加入了共产党。长征中，披荆斩棘，任先遣团主任。依靠当地群众解决部队供给问题。解放战争时期，整个辽沈战役共动用民工183万人次，担架13.7万副，大车12.9万辆，运送粮食5500万公斤。老百姓“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父亲每每谈到这些，就充满深情，他深知没有人民就没有我们战争的胜利。父亲长期掌管后勤工作，经手的钱不计其数，在相当长时间里，他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从来没有占公家的一分便宜，他认为他的一切都来自于人民。他经常教育我们，要 “不做违背人民利益的下贱事”，要“养成忠诚老实的作风”。他身体力行。他建设管理很多的被服厂，从不接受工厂送来的“试穿”，自己的衣服经常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几个孩子的衣服也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他托去北京办事的部下买两个裤衩，没几毛钱，但他也一定要把钱还给人家；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来看望他，每次招待都是自掏腰包，从不用公款，更不会找基层单位去报销。他的专车只能用于公事，严禁我们家属私用。我们那时哥几个都在八一学校读书，一周才回家一次，父亲从来没让汽车接送过我们，都是给我们一毛、两毛，让我们自己坐公车回家。不仅如此，父亲还经常告诫我们，出去不许说自己是上将的孩子，以免获得额外优待。当时我们班我父亲的级别应该是最高的，小朋友有时会显摆自己的父亲，但我谨记父训，从未提及。父亲对人严苛但不又失慈爱。战士做错事他会严厉的批评，后发觉是自己的问题，又会主动道歉。我们调皮，有时不尊重战士，父亲也会“抓住”我们，命我们赔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