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撕毁了和平协议，1947年9月发动全面内战，受挫后在1947年3月决心重点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边区，亲自到西安督战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应对这样严峻的形势，1947年3月29日在枣林沟召开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前敌委员会，代表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地区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后来到了西柏坡）。

    接着中央前委组建一个极其精干的为中央领导服务的机构。叫三支队；司令员任弼时（代号史林）、政委陆定一（代号郑位）、毛泽东叫李德胜、周恩来叫胡必成。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负责通信联络，二大队负责情报侦查，四大队新华社负责宣传报道。（没有设三大队）。

    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回国，在哈尔滨接见省市负责人时，毛主席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我和恩来、弼时在陕北的两个窑洞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总理说；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们解放战争。毛主席说的两个窑洞和周总理说的最小的司令部就是这个三支队。

    我的家在陕北定边，红军长征来到陕北，1936年6月16日家乡解放。自小受共产党的教育和红军爱民、纪律严明深刻影响，我上小学时就开始热爱毛主席，我的老师祁春送了我一张当年毛主席的照片，我高兴的如获至宝一直珍藏到现在。那时候我经常梦到毛主席，后来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其中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亲眼见到毛主席。

    1946年春，在延安机场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实现了我的梦想，兴奋的我目不转睛的看着毛主席、从机场一直跟着他们走到清凉山下。后来我有幸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多次近距离的见到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我幸运的六次跟随毛主席外出，带电台保障主席的通信联络。其中1954年在中南海近3个月，保障主席车队外出时与警卫局的联系。1954、55年两次跟随毛主席去北戴河保障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等中央首长工作、开会、休养的通信服务。为他们装保密电话、开通到机要局的有线电传电报和到军委总台的无线报电通信。1955年我两次跟随毛主席到杭州，保障他在制定首部国家宪法工作的通信服务。住在西湖边的刘庄。主席还到我们工作的电台看望大家，在电台门口理发和工作人员聊天。1954年，跟随主席专列去广州，经过武汉时与主席乘同一游艇在长江游览观光。在广州还和刘少奇周总理朱德等领导一起看戏、看电影。我还是两次参加毛主席接见通信兵先进人员代表。

    对于一些忠于毛主席的老一辈的领袖我也非常热爱和尊重，如周恩来、华国锋。文革时直接领受周总理指示对新华社实行军管，尽快实现了两派联合，长期稳定了新华社安定和谐的大好形势，解放了大批被打倒的干部，恢复建立了较好的各级领导班子。使那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宣传报道及各项工作都较好的进入正常轨道。我常想如果文革都能正确贯彻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在新华社工作期间我多次参加了周总理李先念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活动。

    1977年我参加了由华国锋主席批准的中央工作队进驻七机部，对全国闻名的老大难单位进行一年的整治工作，使七机部的面貌得到了改变。华主席批示；中央派驻七机部的工作队一年来依靠本单位的干部群众做了很多工作，使这个老大难单位改变了面貌、初见成效。在工作队撤出时，请原来主持派出的中央领导同志同他们见面，加以表扬鼓励。希望七机部的同志们再接再励为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做出更大成绩。华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有功，把当时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很多老大难问题一一解决，稳定了全国大好形势，他真诚的热爱毛主席，令人佩服。

    能直接接触到这些老一辈革命领袖是我的荣幸，更受到了深刻教育，让我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坚定了我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坚信马列毛泽东思想，坚信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这信念70年来一直没变。

    一、第一野战军与胡马军的较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同胡宗南部署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集中国民党军34个旅，共23万人分南、西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其中马鸿奎、邓宝珊部从西、北两线进攻，胡宗南部两个整编军15个整编旅共14万余人从南线直逼延安。同时还出动了10余架美制军机，叫嚣3天占领延安，妄图一举摧毁中共中央的指挥中枢、消灭西北野战军或迫使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撤到黄河以东。

    3月19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并企图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以后陆续将陕甘宁边区的23个县全部占领。敌人来势汹汹势不可挡，十分猖獗，扬言要在3个月到半年消灭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

    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我西北野战军下辖6个旅、约2.6万人，与敌人兵力对比悬殊，而且装备供应也很差，就是小米加步枪。西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在毛主席英明的领导和彭老总的直接指挥下，英勇作战，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后进行了延安以南阻击战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沙家店、延清和宣互等数次战役，累计歼敌10万人，其中俘虏敌人少、中将20人。西北野战军发展到5万多人。迫使胡宗南军队无力再进攻，先后收回了被占领的全部县城。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和中央前委，被胡宗南大军挤压在榆林、佳县、米脂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处于背靠沙漠，侧水侧敌的严重境地。南北有胡宗南大部队夹击，东靠黄河，西面是大沙漠。形势极为危险。彭德怀令许光达率三纵队负责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并致电中央和毛主席向西北野战军主力方向靠近。周副主席来电话告诉彭德怀；中央不过黄河，关键在于能够迅速歼灭敌军一部、粉碎敌人的合围。彭德怀根据新的战略态势，重新调整了西北野战军的部署，向毛主席汇报继续歼灭敌军第36师的计划。毛泽东听后电示；好。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歼灭敌36师6000多人，俘虏少将旅长刘子奇、少将参谋罗秋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的合围。在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上，毛主席高度评价了沙家店战役胜利的意义，并赞扬彭德怀对战役的指挥正确。他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打了这一仗就过---了，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斗，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二、毛主席牵着胡宗南的鼻子转圈圈

    中央前委从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占领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去西柏坡，在陕北转战了一年零五天。这是西北战场最严峻、最艰苦和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在强敌压境的形式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率领前委机关人员始终转战在陕北的崇山峻岭间，仅以四个半连的警卫部队与蒋介石二十多万人的军队周旋，始终在敌军间隙中穿插迂回，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圈圈。有时与敌军擦肩而过，有时受敌东西夹击，有时在敌人大部队包围之中，惊险万分，但都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化险为夷，挫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创造了中外战争史的奇迹。

    有些非常危险的遭遇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次是中央支队在王家湾驻了40多天，被敌人发现了，就派大队人马追击。当时我们一队电台驻扎在杨克廊湾，是敌人进攻的最前方。情况万分危急，为保护电台警卫团增派了兵力，由平时的一个班增到一个排，并配备了机枪，构筑了工事，警卫团参谋长亲临现场指挥。经侦察了解得知敌人的大部队正齐头并进，距我们电台只有10里路了。我们电台的全体人员虽然知道形势危急，但毫无畏惧，大家镇定自若，直到天黑接到命令才撤收电台。

    这一天，刚开始行军就下起了大雨，并且越下越大，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走到半夜时，接到任弼时同志命令，由于敌人距离我们太近，要求我们绝对不准暴露目标。这时候能看到对面山上敌人的手电筒在闪光……，我们努力保持肃静，悄悄的行进。

    这次行军一直走到第二天中午，临时休息时，我们又一次看到毛主席骑着白马过来了，衣服同我们一样也湿透了。他招手向大家示意，这对我们是很大鼓舞，增加了无穷的力量和信心。虽然都非常疲劳，但同志们咬紧牙关继续行军，直到夜间才露营，整整走了20多个小时。宿营后，电台不能休息，大家又都投入了紧张的通信联络中。

    行军前，大队长黎东汉得了肠炎，连续高烧，骨瘦如柴不能行走，只好靠担架行军。中间休息时，他不愿走了，说再走也是死，敌人来了也是死，让大家把自己留下，免得拖累部队。当然同志们不能把他留下，再苦再累也得抬他走。他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他说这次行军比他长征时还要苦。

    后来听说这次行军要不是毛主席临时改变了路线，就正好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遭遇，后果不堪设想。原来任弼时决定向东进发，后来毛主席改为向西前进。仅一字之差，转危为安。

    一大队打前站的管理员杨大本和病号黎东汉大队长已经按原计划出发了。改变行军计划后，大队长被追回来了，但管理员却被敌人赶过了黄河。这次行动使我亲身感受到了毛主席的卓越军事才能和洞察秋毫的锐利眼光。

    1947年7月31日，任弼时司令员在中央支队干部动员大会上说；根据得到的情报，敌人企图在8月15日前南北汇合封锁绥德、米脂，将我们包围在---无定河以西，妄图歼灭我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粉碎敌人的阴谋，抢先赶过绥德，寻找机会歼灭敌人。并动员大家要轻装行进，去掉不必要的东西，多带些粮食。紧接着我们就向绥德、米脂、佳县方向急行军。日夜兼程、还遇到国民党飞机空袭，终于提前通过了绥德，避免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安全的到达了佳县。

    三、通信保障工作

    据第一任一大队大队长黎东汉同志回忆，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到瓦窑堡，军委三局局长王铮给他交代任务时说；中央前委决定成立一个通信联络大队。代号一大队，由你任大队长，负责保障统帅部对全军全国的指挥，担子很重希望你能很好的挑起来。接着王铮局长领着他到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处报道。周副主席拍了拍黎东汉的肩膀，亲切的说，欢迎你黎大队长，这次中央留在陕北，电台是毛主席指挥全国全军的唯一通信工具，一定要确保毛主席对全国全军的指挥畅通无阻。黎东汉非常激动的说；请周副主席转告毛主席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黎东汉组织一大队，下设三个电台队；一队负责联络第四野战军，二对负责联络晋察冀和第二野战军，三队负责联络第一野战军。后来，周副主席又从晋绥带来一个电台成为四队，负责联络后委总台。

    周副主席说电台是毛主席指挥全军的唯一通信工具。任弼时说；电台加中央委员就是党中央，你看我们四个中央委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加上你们一大队、二大队，四大队不就是党中央？

    电台工作既重要又辛苦，中央领导非常重视。一大队长黎东汉重病，毛主席得知后，派保健医生专门为他治病。第二任一大队大队长崔伦同毛主席谈话时，毛主席说；电台工作很辛苦，陕北今年遭灾，你们一定关心电台同志的生活。

    电台工作的同志们确实非常辛苦，平时跟大家一样行军，到了宿营地立即架设电台开始工作，都是通宵达旦。有一次机要员说有毛主席签发的电报，要求立即发四野，但是四野的电台就是听不到中央电台的信号，怎么也回答不通。电台队长急的没有办法，请示黎东汉大队长，他当时病的厉害，骨瘦如柴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非常痛苦。为了工作他叫人把他抬到电台边，一看可能天线有问题，调整架高了天线后，对方很快就收听到了，电报立即发出了。电台的同志说我们搞了好久通不了，大队长一指点就通了，此后电台同志每到一地对架设天线特别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