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麟（1910-1946），汉族，辽宁辽阳灯塔人，幼时用名李超兰，化名张寿篯，193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后加入东北民众救国会。同年年底由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胡乔木派遣返回东北。先在耿继周部义勇军中工作，后主持在辽阳地区建立第24路义勇军，是1932年8月28日义勇军攻打沈阳战斗的主要指挥者之一。第24路义勇军失败后，李兆麟在本溪、沈阳从事地下工作，是本溪第一个共产党员。1934年被调往哈尔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不久奉派去珠河，协助赵尚志领导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历任珠河游击队政委、哈东支队政委、第三军第一团和第二团政委、第三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学校教育长等职，1936年3月12日，与勃利县委书记李成林（朝鲜同志，同年6月牺牲）一起，被以陈云、杨松（吴平）为核心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名为松江省委书记候选人。3月20日，率部奇袭老钱柜，击毙日寇指导官以下7人，争取伪森林警察队长于四炮（于桢，后任抗联第九军副官，1939年牺牲）率部反正。“七七”抗战爆发后，积极指挥部队配合全国总抗战。1938年下半年领导西征，开辟松嫩平原游击区。1939年5月30日被中共北满省委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1940年后，协助周保中主持抗联部队入苏整训和坚持小部队活动，1942年起担任东北抗联教导旅政治副旅长、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委员等职。1945年协助周保中指挥抗联部队参加对日大反攻。抗战胜利后，李兆麟担任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委员、松江省副主席、松江军区副政委、哈尔滨市委常委、哈尔滨中苏友协会长等职，在陈云领导下，主持城市和统战工作。1946年1月26日被党中央和刘少奇指定为东北统战工作公开负责人。3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勾结汉奸土匪暗杀于哈尔滨。2009年9月10日，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前夕，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我正是无钱、无粮、无干部，过了四个月残酷的斗争生活，今天正是身边一个铜元都花净的日子，革命热情燃烧着我的精神，非常高兴着向抗日的光明处狂奔呢！

    李兆麟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1939年1月6日。

    北满党完全是处在四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上的领导，他们简直好象《随军西行见闻录》里所说的“化外党部”一样。但是还值得中国人民的嘉许、中国共产党足以自豪的，是他们在敌寇空前严重压迫下，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的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使我大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呈现灿烂的光辉！

    冯仲云为中共北满省委起草的给党中央的工作报告。1939年10月12日。《随军西行见闻录》即陈云（廉臣）著《随军西征见闻录》。

    冯仲云（1908-1968），江苏武进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被党派往东北工作。在东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政委、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委员、松江省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长、水利部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9月27日被毛泽东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68年逝世。

    抗日必胜。胜利的将是中国人民，失败的将是日本军阀。
    陈翰章1936年痛斥日军劝降代表。转引自周保中《回忆陈翰章同志》，《周保中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页。

    链接：周保中对陈翰章的评价
  
    陈翰章同志是有高度政治思想觉悟和遵守纪律的好干部。
    《回忆陈翰章同志》，《周保中文选》，第268页。

    陈翰章（1913-1940），满族，吉林敦化人，1932年参加抗日斗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王德林、吴义成部救国军司令部秘书、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政治指导员、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参谋长兼党委书记、第二军第二师（后改第五师）参谋长、中共南满省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等职，被人民誉为“镜泊英雄”，有民谣说：“镜泊湖水清亮亮，一棵青松立湖旁，喝口湖水想起英雄汉，看见青松忘不了将军陈翰章”。1940年12月8日在宁安南湖头小湾湾沟战斗中壮烈牺牲。2013年遗首与遗骨合葬于敦化。

    窃念世荣不敏，粗知兴亡大义，生长延边，尤恨日贼阴恶险狠。“九一八”事变，誓以热血赤忱，抗拒日寇，拱卫我中华祖国，夺还我黑水白山。六载以来，追随诸先导之后，与行列同志，不辞艰难险阻，但求日贼速早溃灭，未遑计及功过陟绌。乃近接吉东救国总会及前任军长周保中同志通知，因周军长保中将膺第二路军之重寄，第五军军长遗缺，由世荣接任。自惭驽劣任重，深感绠短汲长，顾以全国抗日战机紧迫，东北游击运动关系綦重，而幸第五军将士具有革命军队巩固基础，世荣以此敢于奉命就职。惟际此日贼疯狂行动，大举侵我全华，并以至毒辣之军事政治经济企图根本覆灭我东北游击运动之时，世荣自应兢兢业业，以必死之决心，对日寇作最后之争斗！尤盼望我先导及各方同志，对第五军及世荣个人不时予以教示匡扶为幸！

    柴世荣继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的通告。1938年10月10日。

    链接：周保中和李兆麟对柴世荣的评价
  
    柴世荣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目前全中国人民同胞统一抗日救国之宗旨，九一八事变以来领导东北游击运动，忠贞不拔，功绩颇著，现在寄托五军军长重责，不但能够彻底完成民族解放胜利斗争，尤在于一贯到底为谋中国社会解放之胜利而奋斗。
    周保中：《关于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通告》，1937年10月10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第491页。
 
    现在东北民族革命战争中，有不少的上层领袖，经过吾党的艰苦教育，及实际克服他们本身许多疑念的结果，他马上就放弃了他原有的一切复杂观点，忠心于抗日救国事业，入党以后即刻就表现初步忠实于党。如五军副军长柴世荣、祁明山等等，都成为东北抗日战争中最英勇指挥员。
    李兆麟给三军四师军政负责同志的信，1937年春。祁明山即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军长祁致中。

    柴世荣（1894—？），东北义勇军领导人之一，在周保中引导下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身经百战，七次负伤。1937年2月指挥刁翎战役，歼敌800余人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历任抗联第五军军长、教导旅第四营营长，后在苏联被误捕去世。1953年毛泽东为其签发烈士证书。

    东北老百姓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都处在艰苦时期，你们不要忘记他们，要好好学习，学不好，对不起党，也不要回来见我。

    柴世荣在柴国栋等子女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之际的谈话。转引自王一知、朱光、王效明、季青、韩光：《无畏的民族英雄 我党的忠诚战士——追念柴世荣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7月8日。《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236页。柴世荣之子柴国栋1938年从苏联回到延安，1939年在晋察冀战场牺牲。

    决心消灭敌伪，不怕牺牲。誓为革命奋斗终生。

    祁致中1934年与中共佳木斯党组织派到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白云龙的谈话。见白云龙回忆录（未刊稿，存东北烈士纪念馆）。转引自温野（原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祁致中》，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链接：周保中对祁致中的评价
  
    独立师在祁致中同志创造领导之下，在东北游击运动史上著有光荣之成绩。
    周保中：《关于独立师干部配备及建制等问题给李景荫等人的信》，1938年7月15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7页。李景荫（1904-1969），时任抗联第十一军第一师师长。

    祁致中（1913-1939），又名祁明山。黑龙江省桦南驼腰子金矿工人，1933年率领矿工起义，建立“明山队”，是土龙山农民抗日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师长、第十一军军长，在北满抗日斗争中身经百战，有“祁老虎”之称。1939年7月2日被赵尚志等错杀。新中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对日本来说，他对东北这块肥肉是馋得要命的。他要掠夺到手。这就叫帝国主义。我们对待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要斗争到底，直到把他们全部赶出去为止。

    李延平1936年7月行军时同战士的谈话。转引自彭施鲁：《我在抗日联军十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

    李延平（1903-1936），李延禄之弟，1932年参加义勇军王德林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至1935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6年4月起任抗联第四军军长，1938年10月20日被叛徒杀害。1946年3月18日，胡乔木和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东北问题的历史真相》一文，将李延平与杨靖宇、童长荣、王德泰、赵尚志、夏云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1936年11月26日在战斗中牺牲）、李斗文（饶河游击支队创始人之一，东北抗联第四军第四团政委）并列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豪”。

    现在我们胜利地起义了，从现在起，我们又开始成为真正的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了。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手中的枪口要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要抗日救国，就得和抗日游击队取得联系，人多力量大。

    曹国安在烟囱山伪军迫击炮连起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转引自张瑞麟：《烟囱山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前后》。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

    曹国安（1900-1936），吉林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
 
    不让老百姓当亡国奴，将来能过上太平日子。我们工农义务队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原因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是用生命和鲜血为工农尽义务的。

    于洪仁与宁安工农义务总队战士的谈话。转引自《李范五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于洪仁，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李荆璞（1908-2000，即平南洋，后任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一起创建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以后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1934年被叛徒杀害。

    吾人不举动则已，举则必给日贼以重大打击，且务须参与真正抗日救国之师，愿同仁共勉，枕戈以待，势必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不惜牺牲。

    李文彬与部下的谈话，转引自周保中1939年9月15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404页。

    链接：周保中对李文彬的评价

    抗日救国倍加努力，每遇与日贼作战辄身先士卒。待部下颇宽厚，不苛求，常以廉洁精忠自励及励人，纪律准绳极其严明，故文彬部队所到之处，独得人民爱戴赞助。

    文彬事事不假手于人，躬亲职务，且酷左学习，辄求真理，从无盲从。一九三七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学习无产阶级思想学说日有进步。

    文彬精忠报国，为民族争生存死而后已之精神，其英威千古不灭。兹姑志之，以待他日河山复旧、倭寇歼除之日，文彬同志抗日救国之伟业丰功，当再高标青史。

    周保中1939年9月15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404、406、407页。

    李文彬（1902-1939），吉林双城（今属黑龙江）人，1937年7月12日率领宁安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反正，改编为抗联第五军警卫旅，任旅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抗联第五军第三师师长。1939年9月13日在战斗中牺牲。

    吾人救国抗日即为保护人民，若脱离人民而苛责、苦求以骚扰之，实非救国之师。况五军纪律严明、民众爱戴，吾人尤应加勉。

    李文彬与部下的谈话，转引自周保中1939年9月15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406页。

    请你们来谈判，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军队侵略东北以后，到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现在又搞归大屯。我们不能甘心当亡国奴，给日本人当牛做马。我军主张抗日救国，为解放东北三千万同胞而战。抗日救国人人有份，这是中国人的责任。我们都应该团结起来，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出力。你当警察署长，让你马上公开抗日，可能有困难，但你不能为虎作伥，替日本人杀害中国同胞兄弟，也不能做有损抗日救国的事。

    宋铁岩同头道崴子伪警察署长的谈话，1936年4月，转引自杨靖宇警卫员王传圣：《深切的怀念》，《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第231页。

    宋铁岩（1910-1937），吉林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烟囱山伪军迫击炮连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抗联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2月11日在战斗中牺牲。

    今大敌当前，危在瞬息。我惟有一本革命到底，贯彻精神，坚持为民族解放战争之天职义务，努力奋斗。我之志节，为民族人格，与共产党员为革命担负艰巨之本色不抹煞。

    王汝起向党组织的谈话，转引自周保中1940年9月9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499页。

    链接：周保中对王汝起的评价 

    王汝起同志，为吾党最有进步之布尔塞维克、民族英雄。

    汝起同志战阵则身先士卒，食宿则与群众共甘苦，自己努力学习，而不倦于诲人，工作部署莫不积极精进严整，对于人民群众，则袒示赤忱极尽宣传教育与爱护之能事。
    久经锻炼忠贞不拔，最堪寄莫大希望之布尔塞维克有力干部。
    周保中1940年9月9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498-500页。

    王汝起，山东黄县人。抗日红枪会领导人之一，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联第七军第一师师长，1940年在战斗中牺牲。

    我身体固弱，但志向正壮。且人所能忍受者余亦能之。虽从军不直接赴战场，但若从事战地或战地后方之看护、缝纫、洗补等均所在必要。既能助同志杀敌，又可免受日贼及探狗之陷害凌辱，志已决，请助余行！

    1936年秋，陈玉华准备参加抗联，地方同志劝阻说：“弱女子哪堪枪林弹雨生活”。陈玉华即作上述回答。

    转引自周保中1941年8月8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612页。
 
    链接：周保中对陈玉华的评价 

    陈不但在艰难困苦之环境中工作紧张周密，且对政治知识努力自修，进步之速无出其右。东北革命妇女之学习现代技术无线电者，陈实为最初之第一人。以一农村贫苦少妇，不知教育学问为何物者，以有革命之自觉，与努力受革命之熏陶，遂成铮铮有用人才，非革命不能造就此种人物，非此种人物不能获得革命造就。
    周保中1941年8月8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613页。

    陈玉华，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人，1934年参加抗日救国会，1936年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从事被服厂和无线电通讯工作。1941年7月10日在饶河战斗中牺牲。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员同志们：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伊田助男遗书，1933年3月30日，转引自李延禄：《过去的年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页。

    伊田助男，打入“关东军”的日本共产党党员，1933年3月30日，在吉林汪清马家大屯战斗中，向李延禄（1895-1985，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黑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指挥的抗日游击队赠送子弹10万发后，留书自尽。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全体代表为之默哀致敬。

    这种亡国奴的滋味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若能扛上枪，包管勇敢杀敌，替民族出气，把日本鬼子打跑，收复国土。

    袁珍与叔父袁品富的谈话。1932年。转引自周保中：《松江长虹——袁珍杀敌记》，《周保中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袁珍，辽宁辽阳人，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哈尔滨中东铁路机车修理厂工人。“九一八”后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按照党团组织指示，掩护周保中在哈尔滨的活动。1932年被党组织派往依兰（当时属吉林今属黑龙江）参加义勇军，途中被捕，在审讯时夺刀劈死日军少尉和曹长，伤敌数人，被敌连击十余枪后“枭首示众”于依兰，遗体投入松花江中。

    日本军队心坏了的。他们来到中国，什么坏事都干。一定要把日本军打走。

    福健一夫同战友的谈话。1939年秋。转引自王传圣：《深切的怀念》，《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研究资料汇集》，第242页。

    链接：抗联文献中的福健一夫
   
    1938年我们破坏梅辑路时，抓来日本工人中有一名富健一夫者，坚决要求参加我队抗日。我们收留以后，他在队内确表现出勇敢、吃苦耐劳的模范，在政治上起了不少的作用。可惜在1940年作战牺牲了。

    《磐石游击队的历史》，1941年，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第416-417页。

    福健一夫，又作富健一夫、福间一夫，日本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人，1938年6月24日在抗联袭击通化至辑安铁路土口子隧道工地时被俘，主动要求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在第一路军中转战两年零五个月，1940年11月在东宁二道沟战斗中牺牲。

    住嘴！什么日满协和、友好？杀中国人，占中国地方，抢夺中国的财富，这叫友好吗？东北是中国人民的，小林你休想夺走！

    车老四痛斥日寇审讯官小林少佐。1936年。

    转引自周保中：《永不褪色的红旗——人民英雄车老四殉难纪实》。《周保中文选》，第276页。

    车老四，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人，贫农，共青团员、抗日救国会员。1936年4月在为抗联部队送粮时被捕，坚贞不屈，被日寇狼狗活活咬死。

    你们参军上队去吧，拿杆枪，多打死几个鬼子，这不只是为老百姓出口气，而是要为赶走日本救中国尽义务。留着老四在我身边，好替抗联多做些支援工作。

    车双义送子参军时的嘱咐。

    转引自周保中：《永不褪色的红旗——人民英雄车老四殉难纪实》。《周保中文选》，第271页。

    车双义，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人，贫农。“九一八”后携全家积极参加抗日斗争，1934年病故。其子车兴、车老四均为抗战牺牲。

    说实在的，刚刚出来住土房、打小宿，吃小米、苞米碴子，真够呛呀！可是看着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我又觉得没啥了，常了就过惯了。鬼子不打出去，回去也过不上好日子。等把鬼子打跑了，那时回家好好团圆团圆。

    朱守一（周子岐）同李范五（1912-1986，中共吉东特委书记，林业部第一副部长、黑龙江省省长）的谈话。转引自李范五：《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3册，1985年内部版，第128-129页。

    朱守一，又名周子岐，沈阳爱国工商业家、罐头厂经理。“九一八”后奋起抗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宁安县委书记、密山游击队队长，1934年在战斗中牺牲。

    大妈保证不能叫你们饿着肚子打日本。 

    李大妈与李范五的谈话。转引自《李范五回忆录》，第100页。

    李大妈，宁安抗日群众，全家参加抗日活动，为支援抗联，李大妈卖掉亲生女儿，换来两石高粱交给部队。丈夫李成海被捕牺牲后，李大妈流落哈尔滨，九死一生，终于坚持到日本法西斯灭亡，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

    二、忠于共产党、心向毛泽东

    队伍健强与否，主要靠党的工作如何而决定的。党是生命线，把党的工作列为第一等的工作。

    杨靖宇在抗联第一军军党部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6月15日。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第372页。

    党是革命者的生命、灵魂，是革命成功的保证。

    转引自伊俊山在杨靖宇公祭安葬仪式上的讲话：《痛悼靖宇，学习靖宇》，1958年2月23日，《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第204页。伊俊山（1908-1964），满族，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全国人民知道我们。毛主席去年作了《论持久战》的重要报告，这个报告已经传到了我们东北。毛主席分析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毛主席还提到我们东北农民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毛主席说，如果全国农民也都像这样组织起来，就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当然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很大的，但我们能战胜它。东北这么大，这是我们的家乡。现在不是日本军队包围着我们，而是日本军队被中国人包围着。他们跑不掉了，一定要完蛋。

    1939年9月，杨靖宇率部在吉林桦甸一带活动。一天晚上宿营时，战士们问杨靖宇：“司令，为了打败日本鬼子，我们在荒山沟里吃野菜、喝雪水，全不打哆嗦。我心里只惦记一件事，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在这里坚持抗战吗？”，杨靖宇作了上述回答。

    转引自《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第565页。

    咱们的朱总司令还不和大家一样吗？同志们把他的扁担藏起来，不让他上山打柴，可是，他以后在扁担上写上“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从此，谁也不敢动了。咱们领袖都这样做，我又有什么特殊的呢？

    1936年秋，杨靖宇工作一夜后，又和战士们一起推荞麦，战士们劝他休息，杨靖宇作了上述回答。刘金山（抗联一军军部传令兵）口述、龙绳武整理：《杨司令推荞麦》，《吉林日报》，1958年2月23日，《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第372页。“上山打柴”，原文如此，应为下山挑粮。

    自去年七次大会后，吾党新政策在关内已得很大的成效：A、抗日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之下，已到达陕甘，并于最近东渡黄河而至山西省腹地；北出长城而向内蒙绥远进展，这么一来，红军日益接近到与日寇及“满洲国”军队直接冲突的时期了，并且，使全国各阶级民众，日益相信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这是自去年七次大会后，在关内政治形势新的变动，这些变动，对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有很大的好的政治影响，给游击运动一种推动。

    杨松（吴平、松山）致周保中、张中华（中共道南特委书记，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牺牲）的信。

    1936年6月15日。政协信阳市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罗山县委员会编  陈光旭、吴隆繁主编：《历史的见证——杨松纪念文集》，2002年版，第166页。 “七次大会”即1935年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

    链接：毛泽东和周保中对杨松的评价

    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

    为杨松（吴平）逝世题写的挽联，1942年11月23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修订本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 414页。

    吴平同志是个好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者。

    周保中关于东北党史的谈话，1958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 访问录选编 周保中同志专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1980年版，第4页。

    杨松（1907-1942），原名吴绍镒，化名吴平、松山等，湖北大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7年入党，1933年至1935年在东北工作，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1938年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历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兼满洲省委巡视员、中共吉东临时特委书记、东北抗联第四军政委、中共吉东特委书记、共产国际“七大”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1935年10月2日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兼翻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教师、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兼秘书长、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六届六中全会抗联代表兼秘书、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委员、马列学院教师、《解放日报》总编等职，起草六届六中全会致杨靖宇和抗联战士暨东北同胞的致敬电。著有《全国对日总抗战与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等文章。1942年11月23日在延安病逝。

    我们根据目前中国内地各种运动发展的事实来推断，中国民族革命战争大范围的对日宣战为期不远。同时中国红军二六军团在滇黔两省已组成全国人所渴望的国防政府并编成了抗日联军，与在川甘陕省主力红军与得直接联系。在川省及西康省陕甘地带形成巩固的新根据地，整理久战的红军部，在人员和武器上，有了巨量的补充。红军主力之另一部，目前再次进出山西、绥远，以平津、察哈尔、热河目标，向着日本强盗帝国主义华北及长城线步步紧逼，对日寇直接接仗为期不远。

    周保中：《吉东省委、五军党委、宁安县委书记给与宁安地方工作同志的信》，1936年7月2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第79页。 “中国红军二六军团在滇黔两省已组成全国人所渴望的国防政府”，即1936年2月7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是红军长征中建立的较有影响的地方革命政权之一。

    我们东北工作同志，极彻底明了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关于中国生死存亡的一切指示，和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和策略，而积极拥护党的路线和主张。“国共合作”是全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枢纽。而我党全国全东北范围工作同志的一切活动，应集中于结构基础之基础、枢纽之枢纽。从一切斗争历史，特别是目前唯一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行动主张是很必需的、很正确的、有先见的、有准备的。对于为抗日而提的一切主张和行动对于成功胜利是有保障的，绝非如我们的敌人或误会我们的朋友所说：“共产党处处为自己阶级利益打算”。

    周保中给吉东省委常委“诵”的信，1936年11月16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第125页。“诵”即于化南，后经苏联去延安，1945年返回东北工作，任中共勃利地委书记兼专员，同年12月20日被国民党土匪杀害。

    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委员，以毛泽东为首名。

    周保中给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李荆璞的信，1936年12月12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第150页。

    我们东北党最近虽然得不到任何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的具体指示，可是我们从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联系性上着眼，照中央所号召的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方法，分析东北的具体斗争环境。

    周保中：《下江党扩大会议议决案——政治报告总结》。1937年12月30日至1938年1月5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第582页。

    链接：下江党扩大会议 

    即吉东省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在周保中主持下于1937年12月30日至1938年1月5日举行。此前，党中央以毛泽东1937年3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为基础，于4月1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会议以这个文件为指导，分析了全国和东北地区的抗战形势，部署了吉东地区当前应着力注意的16项重点工作。自此，吉东地区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政治路线指导下、以配合全国总抗战为中心任务的阶段。1960年9月17日，周保中在回忆抗联斗争史时指出：“看到过‘党中央告全党同志书’，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被吉东首先接受了，以后转给南满，也表示同意，但北满还是不同意……政治上之所以有信心，主要就是根据这个文件”。（《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 访问录选编 周保中同志专辑》，第110页）。

    抗日联军应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巩固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目前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周保中1938年4月28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228页。 “中国共产党关于目前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毛泽东于1937年8月25日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其中将“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作为全国军事总动员的主要任务之一。1952年4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

    根据毛泽东同志名论，抗战三阶段及整个局势趣旨，深信不久必将达到日寇完全被歼除。

    周保中1939年11月5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531页。“毛泽东同志名论”，即《论持久战》。

    党的基本策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东北目前应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教训，更正确的坚持和运用……在东北是要发动广大人民，进行坚持继续抗日游击，使日贼后方——“满洲国”统治动摇，牵制日贼侵略。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192页。

    加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斗争学习，应该以毛泽东、朱德做榜样。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207页。

    我们的抗日联军以往受到重大创伤，巩固和改造游击队，我们要深刻理解和学会斗争经验，东北本身的，一九二八年湘、鄂、赣、粤红军最初之斗争历史，加紧掌握领导现有实力，逐渐展开广大群众的联系。

    周保中关于巩固党组织问题给李兆麟等的信，1940年3月20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210页。

    在目前我们斗争环境转特殊困难，而又转特别吃紧的状态，宣传工作更其重要。我们在全国人民长期抗日统一战线，为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求民族解放与独立诸基本口号之下，根据毛泽东在共产党中央扩大的六次全会报告为宣传中心，更切合于东北长期抗战游击运动现实环境，针对日寇的弱点，披露出被压迫广大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指示应采取斗争的道路和方法，按照吉东省委员会不久以前宣传提纲，搜集具体材料，用口头的、文字书报与实际斗争工作相配合，而进行必不可少的宣传。

    周保中：《宣传问题概论》，1940年5月。《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238页。“毛泽东在共产党中央扩大的六次全会报告”即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的报告《论新阶段》，抗联翻印本名《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

    根据全般形势，我们能肯定的答复：在目前虽然发生震动全世界的皖南惨案，但是国共合作不会就由此而破裂的。全民抗日统一战线也不会因此而瓦解的。中国抗战必获最后胜利。

    国共不分裂，则全民抗日统一战线之基础依然稳固，抗日战争胜利主要条件依然保有。

    实现抗日民主自由的宪政，不应该有“防治异党活动”与“处理共产党办法”等等的专横武断，而是要真正精诚团结，解除事实上的党禁。不应该限制和压制民众运动，而是要彻底实行给抗日人民以应有的权利，更广泛深入的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完成反攻整齐步武的准备。同时必须清洗躲藏在政府机要地区的妥协主和投降分子。

    全国同胞，因皖南惨案，不但应有更高的警惕自觉，尤要加紧团结，加紧组织，更积极的广泛的参加到抗战的各方面，炼就颠扑不破的基本阵营，不但要督促政府彻底执行抗战国策，并且要涌现出新生有力的人民代表，参加中枢，掌握抗日政权。

    中国共产党人光明正大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在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彻底执行民族解放战争、实行三民主义理想的原则下，任何时候是不会松弛自己的组织的、政治的、思想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任何时候不放弃与脱离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和正确指导；在全民抗日统一战线范围内，共产党的一切主张行动，若稍有松懈或过度“委曲求全”，那末这不是巩固统一团结有利抗日，而是无异于间接向日寇及汉奸走狗让步。毛泽东同志远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共六次扩大会议上阐明中共的具体主张，今天更应把这些具体问题充实实现起来，为获取民族解放最后胜利而斗争。

    周保中：《第二路军政治部关于皖南惨案的概述》，1941年2月1日，“一九三六年”原文如此，应为一九三八年。

    无论是指挥员或战斗员或政治工作人员，要养成沃罗什罗夫式的、朱德式的射手。

    八路军平型关的著名战斗所收的伟绩，不但是显现了射击技艺，而且是用刺刀冲锋，来最后消灭敌人。因此，同志你们不但要学成超等射手，而且要同时锻炼劈剑、刺枪、投掷手榴弹等等。

    中国过去的工农红军有纪律，所以现在成为中国抗战军旅的中坚支柱。

    周保中给野营游击部队全体同志的信，1941年2月20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323、326页。 “沃罗什罗夫”即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

    毛泽东同志在指明“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战争的三个阶段”时，首先揭出战争阶段的特点：战争开始时敌是优势的、进攻的，我是劣势的、防守的，第二阶段则变为敌攻受挫，更不能不分散其兵力，防守其占领区。敌人这一时期的表现是兵力消耗和损失，政治，经济内外情势困难则逐渐增加，而我方的表现是英勇抗战和各方面向前进步。接着就是敌人困难增加，而我之进步增加，配合着国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形势，就能够变更敌优我劣的现状，进到了全局有利于我的局面。就是使敌我均衡——相持的形势，变为我优敌劣的反攻形势。这是毛泽东同志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中日战争整个进程而给以现实的和可能的一种估计，并不是机械运动的公式。所以毛泽东同志特别说明：战争的枢纽在乎相持阶段，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停止敌之进攻，使敌之进攻在一定时间内停止在一定的地区。同时相持阶段出现后，用尽我之一切努力去准备反攻所需之一切条件去渡入反攻。

    周保中：《吉东、北满省委干部会谈问题讨论记录摘要》，1941年5月26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选》，（下），第372-373页。

    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报告书中所指出的，基本上仍是必须的。而在现时事变发展情形之下，我们的意见认为必须紧握下列各点：第一，肃清国共摩擦，加紧统一战线团结巩固。第二，中央政府应有各党派代表参加，实行抗战宪政和民主，力求后方安定，肃清动摇妥协及奸细分子。第三，彻底执行抗日国防经济政策。第四，统一待遇抗战军旅，增调主力军赴前线，加强机械化部队和空军配置到适当的战略位置，并须发动更广泛的游击战争，扶助游击队。第五，与苏联密切联合，加强相互赞助，但须绝对排斥不利于苏联的各种挑拨企图。第六，联合英美，但不是依靠英美，不可以失去独立自主。

    周保中：《保护工人祖国与纪念“七七”抗战》，1941年7月4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416-417页。“工人祖国”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苏联的称呼。

    中共党中央顾到全局，顾到东北，必有平行的群众工作，在东北广大阶层中进行着。并不因此而抛开了东北党原有党组织，相反的，中共中央是要恢复联系来加强原有的党组织。一九四〇年中共中央交通员王朋同志来到抗联即其明证。

    周保中、李兆麟：《党组织的改组与集中领导》，1942年4月20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选》，（下），第513页。王朋，又作王鹏，即彭申年，抗联第七军战士，1937年底回到延安，1939年6月奉党中央派遣返回东北联络抗联，1940年6月与抗联部队接头成功，后在教导旅工作，抗战时期牺牲。

    中共党组织与政治路线不变更。今后不但不限制独立活动性而且加强独立活动性。

    周保中与苏联远东军区联络员“王新林”（即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少将部长索尔金）关于组建抗联教导旅的谈话，1942年7月16日，《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658页。

    拥护首先倡导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实现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

    周保中：《“九一八”十一周年纪念——告东北人民书》，1942年9月，《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选》，（下），第593页。

    1．思想。2．党内外关系。3．语言文字。学风，主观主义。文风，党八股。党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研究现状，历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应用——实践。理论与实际统一。主观主义，把感想当政策，反党性，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实事与客观，详细占有材料，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

    周保中的整风笔记，1943年3月23日，《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706页。

    在旅长的月份内预备时间拨出八小时，为中国党员讲毛泽东同志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余讲授。

    周保中给李兆麟的指示，1943年12月1日，《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765页。

    1．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路线下在满洲的行动。2．东北抗日联军再建立。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3．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与全民抗日统一战线。4．东北党组织的恢复，指导各地方组织和运动。5.与中共中央在满洲所发展的地下工作合一或直接联络。作战计划、军队战线和敌后工作。

    周保中会见苏军远东总司令普尔卡耶夫时提出的反攻东北原则，1945年6月2日，《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811页。

    链接：毛泽东和周恩来论东北抗日联军在对日大反攻中的贡献

    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

    《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1946年7月11日。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该决议即东北七七决议。

    历史上东北的游击战是有过很大的发展的。在九一八以后到抗战以前，东北的游击战在中国是十分有名的。抗战爆发之后，东北的游击队削减了一些，但直到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日本的报告仍不能不承认其有广大的活动。同时，八路军这时早已开到了辽西，建立了冀热辽根据地。在日本投降之前，东北的西部便有了八路军，其东部和北部仍有打散了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的数量虽不大，但有着很大的潜势力。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们缴获了许多枪支，解放了广大的人民。

    周恩来同马歇尔的谈话，1946年4月22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

    李兆麟致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1938年2月9日（一说2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即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和8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提纲《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51年10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如果不在筑设党的原则上，来耐心的进行琐碎的日常工作，是不行的，不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去武装每个党员同志是不行的，不在斗争中进行不疲不倦的反各式样的倾向与不正确意识是不行的，不提高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行的，不提高党的纪律性是更不行的。

    李兆麟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1939年1月6日。       

    目前东北民族革命运动，不但迫切需要与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同时还需要与党中央的机关报纸，各种杂志刊物建立直接输送到东北的工作，目前吾党的党员和群众组织，需要这些报纸刊物杂志，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因党需要造就大批新战士，需要强固的工作基础。而没有这些列宁主义的武器是不行的。

    李兆麟致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1903-1951，历任抗联第三路军总政委、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内阁副首相、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及吉（东）北（满）联席会议诸负责同志的信，1939年4月25日。

    我们中央各方面已经解答和指示东北游击运动的需要材料，一九三三年有游击运动问题小册子，此后又有游击战术，目前全国抗战的情形之下，又有我们第八路军将领彭德怀同志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发表。这些文件是包括着苏联游击运动的经验与中国红军几年来游击战术经验的总和，内容是非常丰富。

    李兆麟致抗联第九军政治部主任侯启刚（1941年牺牲）的信，1939年。“彭德怀同志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发表”即彭德怀于1936年八九月间在宁夏预旺堡同斯诺的谈话，是《西行漫记》的第8章第4节。在这次谈话中，彭德怀以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经验为依据，论述了游击战成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主要形式的原因，论述了游击战的十大战术原则。     

    中共中央在抗战二周年宣言中，特别着重指示这个危机的严重性，并号召全国军民以“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加紧团结、反对分裂，力求进步、反对倒退”三位一体的口号，得到举国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起了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李兆麟在野营纪念“七七”五周年大会上的报告。1942年7月7日。“这个危机”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机。

    我党伟大的中央，在马克思、昂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陶冶之下的中央，能够迅速的及时的根据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力量，决定了自己的斗争的主要的方向，规定革命力量的配置，而定出革命现阶段的战略是：联合全中国人民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麻痹其他帝国主义的动摇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以取得中华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因此而提出了“建立全民反日统一战线”、“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口号。同时又根据了运动发展的过程，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规定出具体行动计划和步骤，而决定努力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

    冯仲云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1909-1940，原名包巨魁，满族。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协助赵一曼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曾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1940年7月19日在朝阳山战斗中牺牲起草的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报告。1938年5月1日。“昂格斯”即恩格斯。

    我们完全同意热烈拥护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议及我们的导师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我们宣誓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些文件中所指示的任务而斗争，并将这些文件作我们今后工作的规范。

    冯仲云起草的中共北满省委致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1939年10月12日。 

    我算看明白了。只有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行为，越来越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积极响应。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靠近共产党，接受党的领导。除了走这条路，那就是不被日本收降就是被打散花。

    傅显明与周保中的谈话，转引自《李范五回忆录》，第120页。

    链接：陈潭秋对傅显明等抗联烈士的评价

    最近一年来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同志、第七军军长陈荣久同志、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李红光同志、第二军第二师师长史忠恒同志、第五军第二师师长傅显明同志等的先后牺牲，尤为怆痛的不可补偿的损失。这些同志都是我党最优秀的干部，是抗日军中最有威信的领袖，他们在与日寇数年的搏战中，确实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勇模范，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尽了他们保国卫民的最高职责。他们的牺牲，不仅是我党的严重损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重大创伤，是抗日救国运动中最不幸的事件。

    让我们告慰我们的抗日烈士们罢！夏云杰同志！陈荣久同志！李红光同志！史忠恒同志！傅显明同志！你们为了收复失地，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生存，为了执行党的任务与政策与日寇作长期搏斗。你们为了自己的志愿，为了执行党的革命任务，为了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而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们是人民的先驱，民族的英雄，党员的模范。你们的事业虽未完成，你们的英名是永远磨灭不了的，你们的躯壳虽然死去了，你们的精神将永远的存留在中国人的心坎中活动着。

    陈潭秋：《悼东北抗日烈士夏云杰、陈荣久、李红光、史忠恒、傅显明诸同志》，1937年7月10日，《陈潭秋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第261-264页。

    傅显明，抗日山林队首领，报号“占中华”，在周保中、李范五引导下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师师长。是吉东游击区和抗联第五军的领导骨干之一。在吉东群众中威望极高，有民谣称：“没有法，去找占中华，有了他，我们笑哈哈”。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

    我要跟共产党走。

    田麟同韩光（1912-2008，抗联第一军政治部代主任、满洲团省委特派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的谈话。转引自韩光：《山河欲裂征马鸣》。《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218页。

    田麟，长白山伐木工人，抗日山林队首领。经杨靖宇、韩光引导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联第一军第五团团长，1939年在战斗中牺牲。

    我要拼上这条老命为党工作。

    只要我在，敌人就休想得到文件。

    李升入党时的誓言和对满洲省委的表态。转引自孙岩、闻军（东北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入狱后的抗联老交通——李升》。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委员会编：《关东报国珍闻录》，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539页。

    李升（1867-1962）.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联老交通员，先后5次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5年多。1951年10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和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后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62年病逝。

    宁安县的抗日大旗，全仗着山里的周保中和你们擎着呢。

    李大妈与李范五的谈话。转引自《李范五回忆录》，第6页。

    三、阐扬意义、总结经验

    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和先锋。

    杨靖宇西征前夕对战士的讲话。1936年，详见本书附录《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

    链接1  毛泽东、朱德论东北与华北抗战的相互配合

    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

    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瓦窑堡会议军事战略问题决议），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文中自治区指冀东殷汝耕汉奸伪政权辖区。

    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龙山一带，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关于目前军事问题的报告，1938年2月8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修订本 中卷，第50页。雾龙山即雾灵山。

    开辟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在辽宁、热河一带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呼应配合行动，向东北发展，以便将来日苏战争爆发后，八路军配合作战和取得补充。

    朱德、彭德怀致彭真和聂荣臻电，1938年5月14日、8月3日。编写组：《彭真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链接2：毛泽东论东北抗日联军对全国抗战的贡献

    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满洲义勇军数年顽强抗战的经过……清楚地证明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来收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

    《毛泽东同红色中华记者的谈话》，1935年11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2册，第461页。

    我们看了东北义勇军能够长期英勇抗战，据敌报说，敌人损失了十余万生命与数万万金钱。而且相当牵制了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本部的进攻。他们虽然还没有最后战胜敌人，但他们对于全国民族已经有了极大的功劳和帮助。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说东北义勇军不能单独抗日的话。

    《毛泽东先生致章陶邹沈四先生信》（即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1936年8月1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3册，第234页。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416页。

    咱们有四不打。第一，地形不利不打；第二，不击中敌人要害、不能缴获武器不打；第三，要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打；第四，对当地人民损害大不打。现在的情况，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疲惫，打的时机成熟了！

    杨靖宇在本溪梨树甸子歼灭伪军邵本良部战斗开始前对战士的讲话。1936年4月。转引自王传圣（杨靖宇警卫员）：《痛歼邵本良》，《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第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