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内蒙古党政军负责同志合影。坐者左五为乌兰夫（怀中为他的女儿乌兰其其格），左一为刘春（怀中为他的儿子刘歌）。（刘歌供照）

1946年刘歌一家在张家口，自左至右为：刘歌，刘春，伊力，刘欢。（刘歌供照）

1945年春，刘春主持伊盟的重建工作。这是刘春夫人伊力与孩子们在当时延安唯一的照相馆合影。自左至右为：伊力，山娃，警卫员刘钧书，刘歌。（刘歌供照）

2012年，蒙小建校80周年，自左至右为：蒙小副校长高娃，刘歌，蒙校校友乌可力，蒙小校长包永梅，刘歌夫人李延。（刘歌供照）

    人常说往事如烟，说的是时间可以把记忆抹去，消失的无影无踪。然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牢牢扎根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65年前，我虽然只是一个3岁半的小屁孩，对儿时的事情记忆非常模糊，断断续续的，有好多大人们的事我浑然不知。然而，在我成长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我的父母却反反复复地向我讲述同一件事情，以至于我自己的记忆和父母的记忆慢慢地混成一体，形成了一个脉胳清晰可见的往事，让我永生难忘。

    先讲一讲我的家庭，我叫刘歌，1943年生于革命圣地延安。父亲叫刘春，母亲叫伊力，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小名叫牛劲，刘歌这个名字是上小学以后才起的。我父亲刘春虽然是汉族，但他在上海蒙藏学院学过蒙古语，因此党中央派他到内蒙古工作，出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的秘书长，父亲的领导就是乌兰夫伯伯（他当时叫云泽，我叫他云伯伯），乌兰夫伯伯是联合会会长。我的母亲伊力是联合会的妇女部长。

    1946年9月，蒋介石政府撕毁和平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当时的张家口市，是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管的一座最大的城市，因此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首要目标就是张家口。由于敌人重兵压境，张家口可能很快失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瑧同志紧急召见乌兰夫伯伯和我父亲，聂司令说：“军区已经决定主动放弃张家口，党政军机关撤往河北平山，你们联合会也一起撤。”乌兰夫伯伯说：“联合会是做内蒙古工作，不能向南撤离开内蒙古，我们还是向北撤，撤到锡林格勒盟去，到那里去那与敌人周旋”。聂司令同意了乌兰夫同志的意见，他说：“既然如此，你们要注意安全，我再派给你们一些部队随你们行动。”乌兰夫伯伯说：“人多了部队行动反而不方便，后勤供应也困难，我手头的部队够用了。”聂司令说：“那也好，我们保持电台联系，有什么紧急情况我随时援助你们”。乌兰夫伯伯和父亲告别了聂司令，马上回到联合会组织部队撤离。

    当时联合会只有三辆汽车，其中一辆吉普车归乌兰夫伯伯使用，乌兰夫伯伯的爱人云丽文带着1岁半的女儿大蛋（长大后叫其其格），她还怀着身孕，马上就要临产。我和妈妈还有十几家的孩子挤在另外两辆大卡车上，车上还装着电台和机密文件，十分地拥挤，大人们都神情紧张、焦燥不安，我却因为第一次坐汽车，感觉十分好玩，对大人的心事一点也不知道。其他的干部战士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很快向北消失在锡林格勒大草原上。

    大部队行军，边打边走，后面有傅作义的追兵，前面有土匪武装的袭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经过了化德、太卜寺旗、西苏尼特旗、东苏尼特旗、西阿巴嘎旗，这段路如果今天走，坐汽车用一天的时间就足够了，然而在战争年代，我们整整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三辆汽车都坏了，我和妈妈改坐马车，父亲骑马，好不容易到了贝子庙，只安定了几天，战局又紧张起来。在东苏尼特旗云丽文阿姨生了一个儿子，小名叫二蛋（长大以后叫苏尼特，因为在苏尼特旗生的）。孩子太小，乌兰夫伯伯的心事更重了。

    乌兰夫伯伯因战局的变化焦虑万分。现在部队带着妇女儿童行军速度太慢，一旦敌人追上来，我们的部队的兵力不够，大人孩子都得当俘虏。乌兰夫伯伯和父亲商量，由他亲自去外蒙古求援，看能不能把妇女儿童转移到外蒙古隐蔽起来，等到战局好转后，再接回来，父亲同意乌兰夫伯伯的意见。乌兰夫伯伯骑着马匆匆上路了。乌兰夫伯伯走后，父亲代理乌兰夫伯伯的工作，敌人打到了正兰旗，当时贝子庙只有一个20多人警卫排，父亲和同志们商量，急调李秀山的骑兵旅增援，增援部队在正兰旗和敌人遭遇，奋勇击退了敌人，敌人占领贝子庙的企图没有得逞。敌人发现我军早有准备，就放弃了攻打贝子庙的计划，使我方有了喘息的机会。

    父亲指挥部队继续向岱喇嘛庙转移。我们妇女儿童在草原上能用的交通工具就只剩勒勒车了。勒勒车车身很小，轱辘很硬，排成一队用牛拉，走起来晃晃悠悠，我觉得很好玩。我坐在勒勒车上一点也不老实，经常乘大人不注意，把帽子、手套扔到车下面去。害得我妈妈还得从车上跳下去，往回跑几百米去捡。有几次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回来就给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我哭是哭，但一点也想不明白妈妈为什么打我。天气渐渐冷了，没有帽子、手套冻坏了怎么办？回想起来，我太不让大人省心了，给他们添了多少麻烦。

    在草原上做饭，就是在小河沟里取水，用牛粪烧开水泡炒米吃，还有一些凉的羊肉，我都吃得很香。我弟弟（小名叫猴子，长大以后叫刘欢）就不那么幸运了，他只有6个月，除了吃奶，什么都不吃，因为缺乏营养，他得了软骨病，直到2岁多才会走路。周吉阿姨（王铎叔叔的爱人）的孩子小吉子（长大以后叫王纪新）才出生1个多月，就更困难了，周吉阿姨吃不下饭，奶水也少，小吉子整天总是哭。我妈妈的奶水足，经常给小吉子喂奶。看着小吉子瘦弱的身体，周吉阿姨每天都在落泪。环境这么恶劣，又缺医少药，孩子会不会在转移路上死掉。我妈妈安慰周吉阿姨说：“你别担心，退一万步说，万一小吉子保不住，我有两个儿子，一定送给你一个。”这话让周吉阿姨听了真是感激万分。多少年后，小吉子从内蒙古到北京来玩，闹着要看猴子，周吉阿姨就带他去了动物园，看到了真的猴子，小吉子不高兴了，说：“我不要看这个猴子，我要看伊力阿姨家的猴子。”周吉阿姨这才明白小吉子是想看小时候的伙伴了。我们家和周吉阿姨家真是亲如一家。

    乌兰夫伯伯去外蒙古很久没音信。后来才知道他在乌兰巴托找到了吉雅泰伯伯，吉伯伯和乌伯伯在大革命时期是战友，通过吉雅泰伯伯的关系，把我们请求报告了外蒙古的领导同志，外蒙古的领导同志很为难。当时，苏联和蒋介石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双方还有协定，苏方承诺中共和蒋介石政府的内政，苏方不偏袒中共、严守中立。外蒙古的领导也要听从苏联的意见。因此，乌兰夫伯伯的请求通过层层上报，一直报告到斯大林同志那里。经过斯大林同志同意，蒙方才答应把我们撤到外蒙古。外蒙古有许多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他们如果侦察到这件事，一定会制造国际纠纷。为此，蒙方和乌兰夫伯伯进行了精心的安排。把我们这群妇女儿童对外说成一股武装人员，企图偷越边境，被蒙古边防军抓获，解除了武装，关押在边境一段时间，然后押送乌兰巴托审查。整个计划编织得天衣无缝。

    乌兰夫伯伯在外蒙的艰辛努力，留在岱喇嘛庙的人们并不知道。我父亲心急如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他约上王再天叔叔骑马跑到中蒙边境线上等待乌兰夫伯伯。谢天谢地，总算是把乌兰夫伯伯盼回来了，相互把消息一通，大家大喜过望，一个天大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除云丽文阿姨因生孩子没有去外蒙古，其他14个家庭，大人孩子约40多人，被疏散到外蒙古。除我家外，奎壁、王铎、王再天、刘景平、勇夫、高鲁、陈雪涛、云继增等家属都疏散到外蒙古，负责护送我们的是联合会的卫生部长胡尔沁叔叔，蒙语翻译是任儒叔叔。

    到了外蒙古边境一方，大家被安置在一所大房子里，蒙古领导人乔巴山元帅派人给我们送来蒙古袍、皮帽子和毡嘎蹬（毡靴）。我穿上蒙古袍以后很神气，腰上再緾上一个腰带，顿时十分暖和，再也不怕受冷受冻了。

    我们在边境休息了一阵子，我们坐上斯大林同志派来的苏军的卡车，秘密进入乌兰巴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