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在学校极力倡导女子参加唱歌、跳舞、跳高、跳远等活动。她的年仅十五岁的女儿蔡畅，在二女校担任了音体教员，使得学校非常活跃。不少的女生经过这些活动，体会到了缠脚、蓄辫的危害性，年纪较大的放了脚，年纪较小的不缠脚了，女生几乎都留短发。

    葛健豪这些办学的“越轨”行动，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他们恶毒地咒骂她母女是什么“文不文、武不武”、“男不男、女不女”，说什么“败坏了社会的风气”，多方阻挠妇女入学，使得这所仅办了三个学期的新型女子职业学校，终于因停发教育经费而不得不暂时停办了。

    一九一七年夏，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决定暂不去谋个人职业，而要在省城同毛泽东等同学继续从事真理的探索。当时，葛健豪由于二女校的停办，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但她一点也不考虑个人的眼前利益，十分赞成儿子的主张。为支持儿子同毛泽东等青年的革命行动，她决定再次跟儿女们二进省城。就在这年暑假，她们一家三代人第二次来到了长沙，先在岳麓山下的饮马堂租了一间房子，旋因人多挤不下，不久又搬迁到溁湾镇附近的刘家台子。

    刘家台子是一座墓庐式的青砖瓦屋。房子的槽门口还挂着“沩痴寄庐”四个字的铜牌子。“沩”，即沩水，在宁乡县境内，可能它原来的主人是宁乡人。但葛健豪租居这房子时，主人叫周方，房子也宽敞。因此，她一家迁来后，这里很快地成为了蔡和森同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有志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

    这时，她的女儿蔡畅在周南女校担任教员，每月只有八元的微薄收入，家里的生活还是相当困难的。为不影响儿子同毛泽东等同学对革命真理的探索，葛健豪向原来的房主租了半亩菜地，每天带着长女下地种菜。当家里粮食不足时，她与女儿整天吃蔬菜或蚕豆，把粮食节省下来，供儿子招待毛泽东等青年之用。对于她的这种精神，毛泽东等青年非常敬佩。他们每次一来到刘家台子，总是问过一声“蔡伯母好”以后，就先到菜地里去帮助她干一阵活，然后才进屋同蔡和森讨论问题。她最喜欢听这些青年谈论问题，每当大家来家里聚会时，她总是坐在一旁静听，有时甚至参与讨论，渴望儿子同毛泽东等的愿望能够获得成功。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蔡和森同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了！当成立会在刘家台子召开时，她特地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祝贺“新民学会”的成立。当年参加过成立会至今还健在的李维汉、肖三、罗章龙等老同志，每当回忆这天开会的情景时，还总要将她的热情接待夸奖一番。

    “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蔡和森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去了北京。可刘家台子仍然是毛泽东等青年常来聚会的地方。一九一九年蠢，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患病，在长沙医治期间，还一直住在她家里。她把毛母安排同自己住一间房子，生活上照顾得十分周到，体现了毛蔡两家的深厚情谊。

    一九一九年夏，赴法准备工作告一段落后，蔡和森回到了刘家台子，动员母亲、妹妹以及向警予等女青年赴法。葛健豪非常赞同儿子的主张，乐意将自己的一手刺绣工艺带到国外去。由于旅费有困难，她想方设法，最后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青年，于同年秋离开长沙，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以后，新从法国回来的吴稚晖，大谈法国政府如何排斥华工，华工在那里生活如何苦难，使一些青年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葛健豪也担心自己年纪大了，去了怕回不来，因此思想上曾一度动摇起来。但当儿子谈到象她这样一个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别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事时，她爽朗地笑了，表示坚决跟儿女一道走。为了帮助一些穷苦学生解决旅费不足的苦难，她又利用同曾国藩的女婿聂缉规的儿子聂云台的亲戚和同乡关系，向恒丰纱厂借来了银洋六百元。并给一道去的湖南青年打气，从而坚定了一些思想动摇的青年。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乘法国邮船“快脱来蓬”号起程，经过三十多天的航海旅行，葛健豪等于一九二0年二月二日安抵巴黎，七日到达蒙达尼。由于当时法国的男女学生不同校，她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中学，儿子蔡和森入男子中学。这两所中学相隔只二、三百步远，她们母子天天可以相见。因此，她尽管身处异邦，但同在家里差不多。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年生活中，葛健豪主要经历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刻苦攻读法文。她不顾自己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外语基础，象小学生那样，一切从头学起。她经常去拜访徐特立，从那里学到了“一天学一字”的苦学精神。在蒙达尼女校，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她除在课堂认真学习外，还拜儿女为师，“猛看猛译”法文报纸。因此，她到法国后不久，不仅能说得一口较为流利的法语，还能阅读法文报纸，成为学校的一名优等生。

    二是极力支持儿女的自由结婚。到法国后不久，蔡和森与向警予在频繁的接触中，由纯洁的同志感情，发展成了真挚的爱情关系，于一九二0年五月，结成为“向蔡同盟”。葛健豪极力支持了儿子的这种行动。她认为儿子与向警予的这种志同道合，是向封建婚姻制度的宣战。在她的支持下，女儿蔡畅也在法国同李富春结了婚。他们兄妹的自由结婚，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许多青年“以向蔡做首领”，实行了不要婚约的结婚。

    三是赞成留法青年的革命主张，投身激烈的革命斗争。一九二0年七月五日至十日，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举行会议时，她虽不是会员，但主动参加了会议。她对学会把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极表赞成的。她还从蔡和森对于各种主义的“综合审缔”中，获得了许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知识。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获得，她积极投入了儿子蔡和森同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的多次斗争。如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发生的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她与女儿蔡畅及其他几位女生，紧跟着打头阵的向警予，走在四百多名留法学生的前列，一声号子冲进了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这次斗争虽然未完全达到目的，但迫使驻法公使馆发放了三个月的维持费。

    四是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她不仅热情接待了以后几次来法的中国学生；同法国的教师、同学，也相处得非常好。如蒙达尼女子中学校的长沙情博士夫妇，就同她亲如一家。特别是一九二二年，蔡和森和向警予先后回国后，她把照顾当时已经怀孕的女儿蔡畅的事，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一九二三年二月，她的外孙女在法国出世后，她又要学习，又要做工，又要带小孩，真是忙极了。她坚持这样做，为的是给女儿腾出时间和精力投身革命活动。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夫妇去苏联时，她才带着外孙女返回祖国，结束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

    当她准备回国时，儿子蔡和森从上海寄去了出卖《社会进化史》一书出版权的稿费，解决了她当时筹不到旅费的困难。途经新加坡时，她遇上两位在这里办教育的湖南老熟人张良权、胡意民，便托她们在新加坡找工作。但由于她年纪大，儿女们又都不在身边，她们劝她还是回国去从事教育为好。因此，她只在这里住了一星期，就携带着外孙女回上海了。

    这时，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都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工作，和森与警予还是党中央的领导人物。由于儿媳们革命工作的繁重和当时阶级斗争的激烈，她认为自己不能留在上海，成为儿媳们的累赘，而应该帮助他们解决照顾孩子的负担。出于这种考虑，她在上海只作了一个短暂的逗留，便带着外孙女李特特回到了长沙。当时，她的家已由刘家台子迁居天茂花园一号，丈夫、长女、大外孙女都住在这里。向警予的长女蔡妮，也从上海送回长沙由蔡庆熙带养。她和小外孙女的远道归来，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欢乐，每天的来访者接连不断。特别是一九二四年五月，蔡和森同向警予回湖南探亲时，这里曾一度成为湖南党的组织的联络地点，更是她母子的老学友聚会的场所。

    五月二十五日，向警予在长沙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蔡博。因为这是葛健豪头一个孙子，她特别高兴，乐意在家里承担抚育婴儿的责任。她知道儿媳正从事革命的重要工作，便高兴地对儿媳说：“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你们事业的成功。”此后，除细心照料着孙男孙女外，还积极投入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当时的湖南《大公报》就有关于她在一九二四年六月九日参加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及六月二十五日她参加讨论女界联合会的简章和宗旨的报道。

    一九二五年夏，她为妇女的解放，在长沙颜子庙创办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颜子庙原来是“湖南平女校”，由她在刘家台子时的邻居周方所办。后来该校搬到中山西路的新建校址，这里就空置起来。于是，她同没有随校迁去的旧教职员工彭慕陶等人商定，利用原来校舍，组织员工起来办所“湖南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大家公推她为校长。长女蔡庆熙也在这里担任缝纫教员。由于她的影响，省总工会介绍眷属来人学的特别多。学校办到第二个学期，学生便由两个班增至四个班。同时，学校还成为革命同志的活动场所。据她的外孙女刘昂回忆：“一九二五年冬，学校放了寒假，湖南省委曾借用校舍办过短期的党校。我家的住所也曾为党传递信件，担负过接头的任务；担任过省委秘书长的林蔚同志（秋收起义后牺牲），曾把许多宣传品寄放在我们家里，还有党内的一些同志也在我们家里寄住过”（《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缅怀蔡和森同志》，载《怀念蔡和森同志》，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