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都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工作,蔡和森与向警予还是党中央的领导人物。由于儿、媳们革命工作繁重,斗争又十分激烈,她认为自己不能留居上海,成为他们的累赘,而应该帮助他们解决照顾孩子的负担。出于这种考虑,她在上海只作了短暂的逗留,便带着小外孙女特特回到了长沙。她的家已由刘家台子迁居天茂花园一号,丈夫、长女、大外孙女都住在这里。向警予的长女妮妮,也从上海送回长沙由蔡庆熙带养。她归家后,来访者接连不断。特别是1924年5月,蔡和森和向警予回湖南探亲时,这里曾一度成为湖南党组织的联络点,也是她们母子同老学友的聚会场所。 这年5月25日,向警予在长沙生下男孩博博。她高兴地对儿媳说;“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你们事业的成功。”此后,她除细心照料着孙子孙女外,还积极参加湖南的妇女解放工作。当时的湖南《大公报》,就有关于她在 1924年6月9日参加妇女界联合会在复陶女校开“恢复成立大会”及六月二十五日讨论女界联合会的简章和宗旨的报道。 1925年夏,长沙颜子庙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搬到中山西路的新建校址,颜子庙的地方就空置起来了。葛健豪同没有随校迁去的旧教职员工彭慕陶等人商定,利用原校址,再办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大家公推她为校长。蔡庆熙也被聘为缝纫教员。由于她的影响,省总工会介绍眷属来人学的颇多。学校办到第2个学期,学生便由两个班增至四个班。据蔡畅回忆:她母亲开办的这所学校,“是专教贫穷女子以手工等技艺的学校,再把工艺换来的钱帮助这些贫穷的女子们。”同时,学校还成为革命同志活动的场所。据她的外孙女刘昂回忆:“1925年冬,学校放了寒假,湖南省委曾借用校舍办过短期党校。我家的住所也曾为党传递信件,担负过接头的任务;担任过省委秘书长的林蔚同志(秋收起义后牺牲),曾把许多宣传品寄放在我们家里,还有党内的一些同志也在我们家里寄住过。” 192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汉口。蔡畅从南昌转移武汉时,曾专程回到长沙,在天茂花园住了几天。这时,葛健豪的第2个儿子蔡麓仙已在省港罢工中壮烈牺牲,组织上发给了她600元抚恤金。但蔡畅回家时,为不使母亲伤心,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她,只把抚恤金交给了家里;葛健豪得到这笔钱后,不顾自己家庭生活的困难,除将钱为学校添置了两部缝纫机外,还拿出一部分,救济了一些生活困难的学生。 “马日事变”后,葛健豪在长沙的家被搜查,她办的这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也遭到破坏,不能再在长沙住下去了。她要丈夫带着长女.孙儿回老家永丰去,自己则领着外孙女前往武汉找蔡和森、向警予。她来到武汉后,党组织把她安排住在武昌一条小巷子里。这时蔡和森、向警予虽已脱离夫妻关系,工作又十分繁忙,但都隔不了几天就要抽时间去看她。不久,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她又带着外孙女回到了老家永丰。 党的“八七”会议后,蔡和森被派去北方局工作。1922年春,再从北方局来到上海党中央机关。这时,蔡畅和李富春也到了上海。为了掩护革命,蔡和森兄妹把母亲、小孩都接到了上海。那一年,她已63岁,又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忠于党的事业,一面带小孩,一面做掩护革命同志的工作。1928年5月,她得知向警予在武汉壮烈牺牲,为党失去一个好女儿而十分痛惜。 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蔡和森被派驻共产国际。为不加重母亲的负担,他与妹妹商定,又劝母亲回老家去。就这样,葛健豪于1928年底从上海回到了老家永丰。她这次回家后,再也没有外出,也再没有见到儿子蔡和森。 1931年蔡和森在广州牺牲,党组织和她家里的人,都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她。 她的晚年生活是十分困难的。她在永丰老家一点财产也没有了,只好和丈夫带着长女庆熙、孙子博博以及两个外孙女;寄居别人家里。她先后在永丰附近住过的地方有毛家塘,茶亭子、杨梅子嘴等处。1932年丈夫蔡蓉峰去世后,长女蔡庆熙把婆家的财产全部卖掉,将所得的钱交给母亲,在离永丰十多华里的石板冲买了几间破旧房子定居下来,在这里度过了她清贫的晚年生活。 葛健豪从小在娘家跟母亲、哥哥一起,十分爱好养鱼、种花,栽树。她每住一处,都要布置一个养鱼和种花、种菜的园地。定居石板冲后,屋侧有一个小菜园,既是她种菜的园地,也是一个小花果园。每天下午和早晨,她都要携着孙辈们在这里劳动或散步。在石板冲的大门口,至今还保留一棵大杨梅树,这就是她当年亲手栽植的。 从一些老人的回忆中,还传颂着这样一件事:当葛健豪刚搬来石板冲居住的时候,有个李家的小媳妇,因触犯“族规”,族长要拉到祠堂去惩办。她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出面为那个小媳妇打抱不平,制止了这场对妇女的迫害。 抗日战争前后,党曾派人把她的孙辈们先后从石板冲接出送往苏联学习。1938年,周恩来、叶剑英来到长沙时,还派人到石板冲,想把她母女接出来。但这位革命老妈妈凡不加重党的负担,坚持要和长女住在乡村。后来,党组织就按月汇给她一部分生活费。 1943年3月16日(农历2月21日),葛健豪去世,享年78岁。临终时,她还一直不知道两个儿子都已经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麓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她的最后遗言,使我们看到了这颗一生为革命而跳动的母亲的心。
原载《名人的母亲》,华龄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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