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7月至9月，红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大规模围剿的战役即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统称中央苏区。其发展过程：一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在中共赣西、赣南特委的领导下，赖经邦、李文林、古柏等领导赣西南地区武装起义，开创了东固、桥头等革命根据地。二是1928年3月和6月，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张鼎丞等领导闽西地区武装起义，创建了永定溪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工农武装。赣南、闽西的这些小块红色割据区域，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转战赣南、闽西地区，在上述根据地和地方工农武装的配合下，先后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接着，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赣南、闽西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一次次“围剿”，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中央苏区面积继续扩大。至周恩来、朱德指挥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仅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且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1933年秋中央苏区的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中央苏区总人口为435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中央苏区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这期间，1931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破坏，在上海剩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量，在上海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本书第四卷有传）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总负责。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上述任命。博古担任这个职务是临危受命，服从分配，并且合法的。博古当时曾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不合组织原则。他还提出自己太年轻，不懂军事，又不熟悉国情，担此重任不合适。但周恩来他们说，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就行。中共负责人原称书记，这时为什么称“总负责”呢？因为卢福坦想当书记，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而王明呢？想留着这个职务以后他担任。

    “10月21日，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以上见《毛泽东年谱》）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毛泽东（本书第三卷有传）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

    1932年10月，时任中共临时中央为对付国民党军警的骚扰，成立的协调、指导各工厂工人纠察队，及时掌握国民党军警的活动情报的江苏省委破坏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书记帅孟奇被叛徒出卖被捕，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博古、陈云决定机关收缩，人员进中央苏区，并电告共产国际。

    同年12月9日，博古、陈云、李竹声在弄堂一辆破旧的汽车里开碰头会，决定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上海成立中共中央执行局，由李竹声任书记。

    1933年1月1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3日，博古、陈云及3个警卫员乘船离开上海到达汕头，经闽西到赣南苏区。从闽西到赣南走的全是崎岖山路，虽然没有国民党军队出现，但仍不时有土匪出没。他们在当月19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

    错误领导，苏区失败。进入中央苏区后，博古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已经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他在总结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见《红色中华》第99期，1933年8月4日。“朱、毛、彭、黄”指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

    这年5月，博古增补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正是在这中央苏区发展之全盛时期，由博古负总责的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博古担任中共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在1933年9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他和李德在作战指导下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致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伤亡惨重。由于被博古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所破坏，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的面积一天天缩小。

    这年冬，福建省发生了抗日反蒋的事变，即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号召“共同抗日三条件”感染下，选择了联络红军抗日的道路，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事变后建立了反蒋政权福建人民政府。博古赞成与福建合作，但因共产国际与党内多数领导人反对与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博古只好放弃个人意见，服从上级与服从多数而错失良机。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金钱收买下，福建事变于翌年初失败。

    1934年1月15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决定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本书有传）4人未经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但任这届政治局常委（又称书记）的名单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并有所增减的，手续不完备，但合法。博古任总书记。

    4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南大门——筠门岭被国民党军攻占。5月，许多县相继失守。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给中央苏区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这就是博古负总责的时期，所犯路线错误造成的，但这个路线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初步检讨，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中央苏区，不得不开始长征。博古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前与大会上大包大揽地检讨说：“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

    检讨错误，再作贡献。遵义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1．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3．政治局常委再进行分工；4．取消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军事领导3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从思想上说，遵义会议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与军内的领导地位。

    18日，博古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分工，确定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助手，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作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博古又让出许多权力。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长征路经打鼓新场（贵州毕节地区金沙县城关镇）时，成立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团，这个3人团代替了以前的3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开始正式成为中共的军事负责人。

    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博古在行军中沉默寡言，减食少睡。《遵义会议文献》中，“关于洛甫（作者注：即张闻天）代替博古职务”的记载“是1935年2月5日前后”，“行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时”，“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个鸡鸣三省的宿营地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