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人民

    解放后，出于对安全保卫工作的考虑，毛主席与人民群众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严格的安保规定对毛主席而言几乎是一种桎梏，然而，他个人又难以打破那种半封闭的状态，到群众中去，与人民在一起几乎成了毛主席的奢望，因此，他绝不会放过每一次与群众接触的机会。

    记得1966年初夏，毛主席叫来汽车，约上汪东兴甚至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警卫人员，悄悄地出新华门入府右街，来到中南海西门外。毛主席走下汽车来到群众中与群众握手攀谈，一会抱一抱挤来看热闹的小孩子，一会敲一敲旁边的大鼓。毛主席被簇拥在中间，群众争抢着与毛主席握手、向毛主席问好，顿时府右街成了欢腾的海洋，说笑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突然出现在西门外的消息立刻被通知警卫部队，驻守在西门内的机动部队立即冲出西门，把毛主席强行拉回中南海。

    1967年7月14日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一站到武汉，他决定7月16日再次游长江。15日我们派八位同志到江边考察水情、社情。当时江边聚集着好几万人，一打听才知道，16日武汉市将举行“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横渡长江活动，现在正在做准备工作。我们这几个同志下到江里完全淹没在人海之中，江面上全是人头，不到十分钟便被冲得七零八落，失去联系。回来后向毛主席汇报：明天武汉市将在长江举行大型的群众活动，人太多，如果去游泳警卫工作很难做，假如被群众围观后果不堪设想。不料毛主席听说有群众活动兴致却更高了，一再坚持16日去长江游泳。大家再三坚持不让他去，争论得非常激烈，最后毛主席拗不过我们，只好放弃了那次到长江游泳的计划。

    1968年春夏之交，毛主席一个人悄悄走出游泳池居室来到院外。正在一号哨执勤的张华同志立刻迎上去，伴随着他往南走，张华觉得奇怪：以往散步总会有人陪着，今天怎么就一个人呢？张华断定毛主席一定是溜出来的，于是寸步不离的紧紧地跟着他。毛主席竟直向南面中南海西门方向走去，边走边小声对张华说：咱们能不能到西门外去看一看，就咱们俩，别人不知道。张华一听就急了，急忙说：那可不行，安全出了问题谁负责。张华急忙上前，强行把毛主席拉回到居室。大红墙里的中南海是美丽的，然而，大红墙却关不住毛主席的心，他的心在人民之中。

    1966年8月8日毛主席要去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提出要穿军装。当时毛主席并没有军装，只好到部队中去借。我们中队刘云棠个儿大体胖，拿来衣服一试太瘦。后来想到副团长张荣温体胖，便借来他的军装，一试还瘦些，可是再肥大的又没有，只好将就了。早晨五点左右我们乘车跟随毛主席来到天安门，在天安门内毛主席不让停车，而是让车直接开出天安门，停在站满红卫兵的东观礼台西北角下。观礼台紧角上一个扎刷子辮、穿旧军装的小姑娘，首先看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从车里走出来向他们招手，先是惊叫了一声：“毛主席！”，紧接着便高呼：“毛主席万岁！”顿时整个广场就象一片沸腾的海洋，“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本来广场和天安门之间的长安街是空着的，人们不顾一切地冲过警戒线，象一股巨浪一下子涌到了金水桥前。毛主席从观礼台旁转身来到金水桥前与红卫兵握手。我们紧张的视线一遍又一遍地扫视着面前每一个人，但是谁又能平息得了这股巨浪？竟管我们组成了人墙护卫着毛主席，但是我们和毛主席就像在大海里游泳，任人海潮涌飘来荡去。至今还记得，新闻电影制片厂一位个子不高的摄影师，把机器架在我的肩上抢拍毛主席的镜头。总理为了保护毛主席，始终站在毛主席前面的人墙之外，迎接着每一只伸过来的手。大约半小时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已经涌到天安门城楼下的红卫兵激动地跳着、喊着。一个体态微胖人（可能是新影的导演），对着刚才的那位摄影师不断地喊：群众情绪，群众情绪，抓拍群众情绪。这一呼喊提醒了那位累得满脸是汗，刚要喘口气的摄影师，他立刻象重新上满了发条似的，抗着摄影机迅速冲进连蹦带跳的红卫兵当中。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发现总理的手已经被激动的红卫兵握得有些红肿。我们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好几个同志包括团长张耀祠的鞋子被挤丢在广场，有的甚至连袜子也丢了，他们赤着脚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显得格外滑稽可笑。我们如此狼狈不堪，而毛主席却显得非常高兴。

    1968年夏天的一个晚饭后，毛主席去大会堂，车出中南海东门走南长街，在穿越长安街时街上人很多，似乎在搞什么庆祝游行，车走的很慢。突然，毛主席撩开窗帘向街上的人招手，不知谁眼快，认出了毛主席，先是惊呼：“毛主席！”紧接着便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一呼不得了，长安街上顿时被“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所淹没，街上的人们不断拥向毛主席，把前导车、后卫车和毛主席的车分割开来。毛主席乘坐的笨重的保险吉斯车因长时间低速运行竟然熄火抛锚，这样的局面似乎正合毛主席的心愿，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索性自己打开车门走下汽车，笑着与涌过来的群众握手、攀谈，竟管他已经被挤得坐在了汽车的机顶盖上。瞬间突发的情况急坏了前导车和后卫车的警卫，竟管这些人训练有素，但应付群众围观几乎没啥好办法。我们立刻冲出汽车，几乎是从人群的头顶上爬到毛主席的身边，并迅速组织群众筑起人墙，把毛主席连抬带架地送进前导车，然后号召就近的群众组成人墙为毛主席的汽车开道，后来卫戍区的同志们前来解围我们才得以脱身。我们紧张得不得了，毛主席却笑得很开心。后来听卫戍区的同志说：清理长安街现场场地时遗落的鞋子就装了一卡车。我的战友刘振臣挤丢的手枪也被卫戍区的同志找到送了回来。

    1969年10月初的一天傍晚，政治局在“118”开会，鉴于中苏关系紧张，决定毛主席去南方，并决定当晚十一点出发。随卫在毛主席身边的一中队副中队长陈长江同志立刻打电话用暗语通知游泳池的随卫部队：我去南方，十一点走，把带的花生米和绿衣服送到北京站。意思非常清楚，“他去南方”就是说毛主席去南方，“花生米”是指全副武装，“绿衣服”是说不穿便装改穿军装。这样的突然行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到了北京站。九点钟，我们刚把36个木箱装上专列毛主席就到了，并通知车站，立刻发车，比原定时间提前两个小时。这种违背常态的情况经常在毛主席身上发生。这种“违背常态”亦或是毛主席自我保护的一种常态。

    第二天下午列车停靠安阳车站。毛主席乘坐的是第十节车厢，我在九、十车厢交接的一号哨执勤，本来安阳站是临时停车，没有开车门的警卫程序，我站在车门的窗户里向外瞭望，忽然，我发现十车厢与十一车厢交接的二号哨的同志和毛主席出现在站台上。我断定又是毛主席强行下了车，便立刻打开车门跳下车，和二号哨的同志一起陪毛主席向列车前部走。走到列车中部正对着候车室的部位时，毛主席突然转向候车室，并向里面挥手。瞬间，认出毛主席的旅客突然欢呼起来，候车的旅客从检票口冲了出来，有的干脆从窗户跳出来，抗着行李的，拎着包裹的，挑着扁担的旅客顿时把我们围在中间，毛主席一边笑一边握着每一只伸过来的手，他的笑酣畅淋漓，他的笑质朴纯真，他这样的笑平时很少见到。站台上的欢呼声惊动了专列上的警卫们，他们冲出车厢，费了挺大劲才把毛主席拉回到车厢里。作为警卫人员，我们的想法与毛主席恰恰相反，毛主席总想到群众中去，而我们怕毛主席接近群众，怕围观。因此，毛主席常批评我们：害怕群众。

    在我们之间还广泛传颂着毛主席这样一个故事：‘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为了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让一中队的警卫战士轮流回家搞调查，要求每人给他写一篇调查报告，还要求带一点家里吃的东西来。有一次，调查回来的的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一个同志拿出一个馒头，说家里吃馒头。毛主席慢慢地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另一位山东籍的同志拿出一个糠菜团子，毛主席急忙拿过去掰了一块放在嘴里，嚼着嚼着，他掉眼泪了，自言自语地说：我的人民就吃这个啊！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极度贫困。之所以在大灾年月国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是因为人心没有散，人民的心里有底，这个底就是坚信共产党和毛主席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一定能够带领人民扭转困难局面。

    不准挂毛主席像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已近极致，有些人利用这种盲目的狂热情绪，把所谓“忠于毛主席”做为打派仗的手段和筹码，到处挂毛主席像，写毛主席语录，有的地方甚至搞所谓“红海洋”，有的更是打起了“语录”仗。中南海的大红墙没能挡住“红海洋”汹涌的浪潮，大红墙里面也挂毛主席像，贴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对这种现象其实是非常反感的，他不只一次说：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在大会堂西北角的长安街上有一幅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毛主席每次路过那里，看到画像便不无幽默地说：他们在家睡觉，让我在这里挨冻。后来，毛主席越看越反感，干脆让我们打电话给北京市委，一定要把那个画像摘下来。后来那画像被摘了下来，换了一条毛主席语录。

    1968年，北京化工三厂的工人师傅送给我们一幅印在塑料板上约40英寸的毛主席像，图像质感细腻，色彩鲜艳，装框考究，在当时这样精美的毛主席画像是不多见的，我们都特别喜爱，便悬挂在我们居室的大厅中央。

    一个周末的下午四点钟左右，毛主席拄着竹杖，穿着那件破旧的毛巾睡衣在院子里散步，边走边和随行的陈长江、商来保、吴旭君同志说笑。毛主席看到我们种的两架长势不旺的黄瓜说：长得黄皮寡瘦，缺肥了。陈长江辩解说：我们整天和你在外面跑，没时间管理它。毛主席信步来到我们的居室门前，这时战士夏林方正在房间洗衣服，不知是谁和他嬉闹，夏林方端着一盆水追出来，正要用水泼那个同志，迎面见到毛主席，差一点把水泼在毛主席身上，引得毛主席和在场的人一阵大笑。毛主席走进居室大厅，一眼就看见了悬挂在大厅中央的毛主席像，脸色突然沉了下来，指着那张画像厉声喝问：谁让你们挂的？我们说:是化工三厂的工人师傅送的。毛主席望着画像大声说：土豪！快拿下来。这让在场的人惊愕不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用这样的自嘲语言，看来毛主席是真的生气了。区队长商来保立刻说：一会儿就摘下来。毛主席厉声说：现在就摘，马上摘。于是当着毛主席的面把毛主席的像摘了下来，当时现场的气氛十分紧张和尴尬。这件事证明毛主席对所谓的“红海洋”，对盲目的个人崇拜是非常反感的。毛主席似乎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走到枪架前，拿起一支自动步枪说：现在的枪短了，我当兵时枪有这么高（用手比肩），那时候，没事就坐下来捉虱子。你们有虱子吗？我们笑着说：我们没虱子。这时气氛才舒缓了下来。毛主席又问：你们见过赫鲁晓夫吗？我们说：没见过。有一个老兵说：我给他站过岗，但是没见过他。毛主席接着说：中国也有赫鲁晓夫，他们要搞资本主义，我们要警惕啊！毛主席在和我们的接触中极少涉及政治，这次是特例。

    诗人情怀

    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作于马背上革命诗篇在政治上、艺术上几乎无人可比。生活中的毛主席和他的诗一样，豁达幽默，爽朗风趣。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豁达幽默、风趣诙谐的性格和情怀，才使毛主席能写出了那样壮丽豪放又委婉细腻的诗篇来。

    有哲人说：幽默是智慧过盛的表现，这话有道理。凭着毛主席的智慧，在生活中怎能少了幽默和风趣呢？无论什么事，什么话只要从他嘴里说出来总是那样幽默风趣，甚至身边工作人员的姓名他都可以幽默一把。他的护士长叫吴旭君，毛主席说：护士长就是讲卫生啊，连名字都“无细菌”。他的服务员叫吴连登，整天工作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说：你是我毛泽东的一盏明灯。一名警卫同志叫李金台，毛主席说：等台湾解放了你去当省长，你不是要进台吗？一位同志叫王德修，毛主席一见到他就笑着说：噢！你是德国老牌修正主义呀！德修吗。一位同志叫陈向义，是个身高一米九多的大个子，我们都叫他“陈大个儿”。毛主席说：你个子大，比我高，你来当国家主席吧。我的姓很稀见，毛主席知道我姓贲，随口背出《百家姓》‘丁玄贲邓’，还说：你排在邓小平前边。新华社派记者钱嗣杰做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当毛主席听说他姓钱时，便笑着说：你好，你有钱。我是无产阶级，我没钱，我只有一毛。有一次，毛主席和我们几个战士在一起聊天，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然后又在口袋里摸火柴，张广敏同志赶紧掏出自己的火柴要给毛主席点烟。毛主席阻止了张光敏，并拿起张光敏的火柴，自己划火柴点了烟，然后把火柴递给张光敏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嘛！引得我们哄堂大笑，毛主席也和我们一起哈哈地大笑起来。一次他的鞋垫儿从鞋子里窜了出来，毛主席幽默的说：它不愿意受我的压迫，要造我的反。

    1968年夏，毛主席住在杭州王庄宾馆一天下午四点多，毛主席由陈长江、吴旭君陪着到西湖边散步，回来的时候毛主席边走边哼唱着京剧。当毛主席走到门口时 我故意挡在门中间不让他进，毛主席说：怎么不让我进门？我说：再唱一段吧。于是毛主席象模象样的唱起了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党中央，毛主席指引着前进方向……。然后一甩睡衣袖子用京剧韵白的腔调说：告辞了。便笑着挤进门。引得我们一阵大笑。

    毛主席爱看下雨、下雪，雨天、雪天他常站在外面让雨雪拍打 。雪天他常用鞋踩一踩雪的厚度，如果雪下得大他会高兴的说：看来今年的年景不错呀！毛主席还喜欢在烈日下爆晒，夏日的南方，地表温度超过50度，毛主席几乎每天中午都光着膀子，穿一条大裤衩子，肩上搭一条毛巾，躺在藤椅上让太阳爆晒一两个小时。每次去南方毛主席都晒得满身铁黑。毛主席喜欢自然，院里的草他不让拔，说那是生命。秋天的落叶，冬天地积雪他不让扫，说走路的声音很好听。

    毛主席喜欢游泳，长江、湘江、钱塘江、十三陵水库、北戴河海滨都是毛主席爱去游泳的去处。由于毛主席爱游泳所以，为毛主席做警卫工作的同志不仅政治素质、军事素质要求高，而且必须是游泳高手。毛主席游泳时我们总要有几个人下水陪他一起游泳。毛主席的泳姿实在不规范，两只手总是向侧后一个方向划水，既不是蛙泳也不是爬泳，他自己戏称：这是自由泳。毛主席游泳有一个本领别人很难掌握，他可以长时间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的平躺着漂浮，累了还可以侧身漂浮。炎炎夏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开始下水时兴致很高，不要多长时间就膩了，特别是看着毛主席一动不动的漂浮在水面上，不免让我们这些人心急。这时我们就会唆使胆大的同志，潜水到他身下，挠一挠他的脚心。毛主席这时会用两脚打起大大的水花驱赶那位胆大者，似有嗔怪地说：你们这些人就会搞干扰。然后说：如果你们玩累了那咱们就上去吧！

    秋冬的中海乌鸦特别多，每到傍晚几乎是遮天蔽日，常把挺粗的树杈压断，把冰压塌，而且叫声此起彼伏，整夜不停，每天路上的乌鸦粪便都有一寸厚，非常烦人。我们曾天真的以为用枪驱赶它之后它们就不敢再来了。于是，只要毛主席离开中南海到外面办公，我们就用两支双筒猎枪打乌鸦，可是无论怎么打乌鸦也不见少。后来不知毛主席怎么知道了我们打乌鸦的事，很不高兴的说：你们是吝啬鬼。人家乌鸦晚上没地方住，想到你们家借个宿也不行，你们不同意也就算了，还要用枪打。从明、清时起乌鸦就住在这里，这里也是它们的家，你们怎么赶人家走呢！而且你们晚上打枪也会干扰别人工作，以后不要再打了。从此我们再也不驱赶乌鸦了。

    关心战士

    毛主席曾经对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说：你们都是好同志，就是文化低了，要学习文化，有了文化人就聪明。你们应该办个学校，我任你们的名誉校长。于是警卫团一中队于五十年代初首先办起了文化学校，随后，警卫团和中直机关都相继办起了文化学校，并从大学毕业生中征召了文化教员，战士们除执勤训练外，每天有近四个小时的文化课。毛主席还曾亲自阅批战士们的考试券，还用一些浅显的道理启发我们的学习兴趣，问我们天为什么兰，树为什么绿，鹰为什么能飞，鱼为什么能游。毛主席到外地巡视总要嘱咐随卫的战士，不要忘了带上课本。一中队的文化学校“文革”时期还坚持上课。我小时候读书不多，文化底子薄，刚当兵时连写信都很费力。我由衷的感谢毛主席关心和号召我们学文化，感谢中央警卫团的文化学校，使我在部队学了文化，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把我引入了学习之门，让我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成就了我大半生的新闻记者生涯。那时候我们不懂的问题也去请教毛主席，毛主席也愿意为我们解答。记得1968年林彪说：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学习讨论时，我们为此发生了激烈争论。一方认为：林彪说的有道理。另一方则认为：不理解的就没法执行，双方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最后“官司”打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两句话让我们双方心服口服，毛主席说：在部队可以，在地方不行，还是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1968年，我们在蜈蚣桥哨位栽的一架葡萄长得特别好，至今记得其中最大的一串竟达到七斤四两重，果粒长得很紧，而且又大又甜。我们舍不得吃，就把这硕大的一串葡萄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着葡萄惊喜地说：噢！中南海还能长出这么好的葡萄！伸手摘了两粒，边吃边说：真甜啊，不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还是拿回去你们吃吧。于是，这串葡萄又被送回了一中队。地方的同志和外国领导人经常给毛主席送一些水果、香烟和土特产品，毛主席总是舍不得吃，全部都送给我们。

    有一次，毛主席在大会堂工作，夜里两点多要回中南海。值班的同志通知正在睡觉的随卫人员，可是，有的同志动作慢了些，毛主席站在外面等了一会，见有的同志还没出来，就回到房间去等。对于警卫人员来说，这是严重的失职，怎么能让毛主席等警卫呢？这样大的过失，是一定要受到批评和处分的。毛主席怕那个同志受批评，就对队长陈长江说：年轻人觉多，不要批评他们。

    毛主席吃饭常剩一点，可是有一次竟把其中的一个素菜吃光了，最后还把盘子舔了。这让细心的护士长吴旭君百思不得其解，是菜好吃呢还是有其它别的原因。吴旭君便问炊事员于存：那个素菜你是怎么炒的，毛主席特别爱吃，全吃光了，还把盘子舔了。小于说：和平常一样，没啥特别的啊。小于努力回想着，突然一拍脑门说：坏了，那个菜我忘了放盐。吴旭君问毛主席那个菜是不是没放盐，毛主席说：小于年轻，出点错没啥大惊小怪的，你们千万别批评他。后来小于在会上惭愧地说：毛主席为了不让人知道我没放盐，才把盘子舔了啊。

    1969年夏，毛主席住在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常来看望。一次午饭后，曾司令看到我们在打篮球，便和我们队长陈长江说：我们军区篮球队很厉害的，你们敢不敢和他们比一比。陈长江说：好啊，我正愁没对手呢，明天就比。当时我们分析，技术肯定不如人家，但身体素质一定比他们强，我们和他们比速度，拼身体素质是有希望赢的。

    毛主席听说我们赛球，吃过午饭就兴致勃勃地来到球场边，坐在藤椅上看比赛。毛主席显然是我们的“拉拉队”，只要我们进球他就带头鼓掌、叫好，不时还有些评论，心情非常好。军区球队的“拉拉队”当然只有曾司令一个人。这场球我们打得很不错，速度确实胜对方一筹，最后我们赢了，毛主席回来后还夸我们球打得好。第二场比赛，毛主席又来观战。上半场毛主席的心情仍然很好，依旧鼓掌叫好。下半场他似乎看出了什么，显得情绪低落，也不大鼓掌了。比赛结果又是我们赢。第三场比赛，毛主席又准时到场，而情绪则大不如前，只看了半场就阴沉着脸走了。回去后便叫来队长陈长江，劈头便是：你们太骄傲，太不谦虚。我们住在武汉，是客人，我们要尊重主人，怎能一点情面都没有？陈长江向我们转达了毛主席的批评，我们决定第四场比赛让球。第四场比赛毛主席又来了，由于“让球”，比赛打得松懈无生机，毛主席只看了一会就走了。他批评陈长江：你们闹情绪，不好生比赛，球打得稀稀拉拉。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细致入微，对我们的缺点也丝毫不放过。

    在我的眼中，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然而在我心里，毛主席更是我们中间可亲可敬的长者。

    我将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永远缅怀这位令整个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一代伟人毛泽东。

    （2013年12月6日于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