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中红网供照）

1965年，毛主席在武汉东湖散步。（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中红网供照）

1966年，毛主席在杭州。（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中红网供照）

1966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中红网供照）

1966年8月18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中红网供照）

1966年9月视察大江南北期间，毛主席与专列随行人员在天津合影。前排坐者第一人为张玉凤，第二人为吴连登。（中红网供照）

    到中南海站的第一班岗就是“一号哨”——“丰泽园”的大门口——毛主席的家。后来，毛主席入住“游泳池”，我也被调到那里，仍然站一号哨。一直到离开中央警卫团,五年多的时间里，无论毛主席在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或到外地的上海、杭州、武汉,包括在专列上,我一直站在毛主席出入必经的一号哨。

    也许不会有哪个国家首脑的工作会象毛主席那样紧张繁忙,生活、警卫会象毛主席那样朴实简单。为了节俭，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少（约十人）,甚至没有一个专职的警卫员。繁杂的日常工作、生活服务及安全保卫，全由不多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警卫战士负责。代号“一组”的这个集体，就象一个大家庭,毛主席就象家里的老人,我们则象一群孩子，整天围绕在他身边。他没日没夜的工作,我们也随着他没日没夜地忙碌。正是由于毛主席这样的工作、生活方式，才使我这个普通战士有更多机会接近和了解毛主席，亲历了中南海的寒来暑往、日出日落,目睹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熠熠风采和他作为普通人那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琐事，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那激情似火的岁月。

    走近中南海

    1965年冬，经过一年多连队艰苦严格的训练和学习,我从中央警卫团一营三连调入干部大队一中队。这个中队是毛主席的专职警卫部队，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要求都很高,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同志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同志直接指挥。

    毛主席的警卫工作分为两类:住地警卫和随身警卫。住地警卫负责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家—丰泽园的警卫工作,随身警卫负责毛主席离开中南海或到外地工作时的警卫工作。“文革”前随卫部队只有二分队和十一分队两个分队，“文革”期间因社情复杂又新增了十三、十四分队。刚进中南海时，我在“丰泽园”做住地警卫工作，后来调随卫二分队。

    在上岗执勤前，有一个警卫业务中的必修课——熟悉警卫环境。一人一车、一楼一路,一亭一阁,一门一窗,甚至一草一木都要烂熟于心。老同志带着我在“南海”、“中海”、“瀛台”、“丰泽园”、“春藕斋”、“勤政殿”等等地方转（重点是南海和丰泽园）。把该熟悉的地方转个遍,看个遍，也听个遍,给了我一个未曾知晓,更令人着迷的中南海。中南海磅礴大气、灵秀圣洁，它的美，几乎难以用语言和文字加以描述，似乎用“人类智慧”来形容已显得十分苍白。

    人们常说：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我认为，北京的心脏则是中南海。因为这里是党中央所在地，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居住于此。那是一个即神圣又神秘的地方。

    中南海始建于辽代，因蒙古人称水为海，故此得名。此前这里是自然湖泊，辽代在此建“瑶屿宫”，后更名“西华潭”。金代拓建为宫殿。明代辟为避暑行宫，称“西海子”。清代称“西苑”，“太液池”。明代在此建南北两座桥，北桥称“金鳌桥”，南桥称“蜈蚣桥”。金鳌桥就是现在俗称的北海桥，踞北海和中海之间，是北海和中海的分界，蜈蚣桥踞中海和南海之间，是中海和南海的分界。有“两桥分三海”（北海、中海、南海）之说。中南海总面积约1500多亩，水面积和陆地面积约各占一半，比现在的故宫面积大三分之一，比北海面积大一倍。经辽、元、明、清和新中国建国以后700多年的精心营造，这里集山、海、岛、桥、亭、阁、楼、榭于一园，为古今中外建筑艺术和造园艺术之精品。是世界迄今为止历史最久、面积最大、保留最完整的皇家园林，置身其中，宛若仙境。

    走近丰泽园

    毛主席的家在中海与南海相交的“丰泽园”，北门面临中海，南门面对南海，入新华门沿西海岸前行即可抵达。南门阔五间，门额正中的大匾上书“丰泽园”，落款在‘泽’字上方，是一方小篆体鎏金印章：“乾隆御笔”。整个丰泽园建筑群落分四重院落，由东向西分别为“花园”、“菊香书屋”、“丰泽园”和“静谷”。 整个院落占地一百多亩，据说它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曾是每年“演耕礼”时皇帝的演礼之所。当时内有一方一亩三分的田园，供皇帝在“演耕礼”时象征性的耕作，还植桑养蚕，象征皇帝鼓励国家耕织。

    “丰泽园”古朴敦厚、不尚华丽。五间门庭的中间三间是六扇朱红大门，每扇门上分别镶嵌了81个馒头大的金色门钉，中间两扇门常年敞开着，为了出入方便，尺来高的门槛被卸下放在门庭内侧，另外四扇门则极少开启。门外两侧有两棵粗大的国槐，国槐旁各有一株龙爪槐，对着大门南头两侧是两棵遮天蔽日、合抱粗的雪松，雪松似乎从未修剪过，粗大的枝杈几乎贴地伸展，显得雪松格外茂盛。正对大门是跨越水渠的汉白玉拱桥（现已该做平桥）。桥下是一条镶有琉璃瓦脊砌花砖围欗的水渠，水渠东西两端各有一座跨渠凉亭，东边的是“结秀亭”，西边的是“荷风蕙露亭”，宽约两米的水渠象一张弯弓蜿蜒在四重院落前面，巧妙的把南海与四重院落分隔开来，部分中海的水通过“春藕斋”“静谷”经这条渠注入南海。清澈的水中游弋着红红的鲤鱼、草鱼、胖头鱼，还可常见几只金黄色的金龟爬在石头上晒太阳。

    进入丰泽园大门经过高约尺余，宽两米的条石甬道，迎面是一座垂花散屏门。所谓散屏门就是门内的四扇门是四扇屏风，平时不开启，用以阻隔门外的视线，除非有极尊贵的宾客才开启，一般出入要走东西侧门。两侧的回廊可通达院落的每座屋宇，一直延伸到院落的最北端。进入院内迎面是一座大殿，这就是整个院落的主建筑“颐年堂”（原名“颐年殿”）。整个殿堂外面没有任何漆饰，看上去似乎有些糟朽，然而，它是中南海内唯一一座金丝楠木建筑。金丝楠木因特别耐腐蚀而极其名贵，因其耐腐蚀而无需刷漆，外观完全是木质本色，所以看上去似已糟朽。在大殿正门两侧明柱上镶嵌着一幅浮雕楹联:榴花照耀菖蒲岸，竹影扶疏翡翠亭。落款是“乾隆御笔”。据说，慈禧、袁世凯、傅作义都曾在此理事。毛主席入住后常在这里接见外宾、召集会议，五、六十年代国内外很多大政方针多决策于此。每年国庆节，登天安门观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主人士都到此集合，然后同毛主席一起驱车前往天安门。颐年堂往北是“含合堂”，毛主席常在这里办公，偶尔也在这里为毛主席放电影。里边的陈设简单，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大地球仪非常显眼。再往北是清代建筑风格的“遐嘱楼”，这是一座二层楼，有工作人员曾住在这里。楼北边是约四米高的大红墙，丰泽园建设之初没有建北门，据说是为了阻挡中海的北风，后来为了出入方便，在丰泽园和花园北面各开一门。毛主席出入常走紧邻“菊香书屋”的花园北门。

    在颐年堂和含合堂之间的东厢房门额上有“菊香书屋”的匾额，悬挂在门两侧柱子上的楹联镌刻着：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霏清静香。落款为“康熙御笔”。这就是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居所，所谓的家——“菊香书屋”。据记载清代建筑之初这里确实是一座书房。这显得很奇异，莫非古人知道后世将有一位视书如命的人入住于此？真不知道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选择了历史，抑或是二者的契合。穿过厢房是一个大四合院，整个院中的建筑风格与北京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民居无异，只是更大些，院中九棵通直的古松苍翠挺拔，条石铺就的‘十’字甬道和环绕屋檐下的回廊连接了南北两座正房和东西两座厢房。现在已记不得是多少间房了，印象南北正方和东西厢房都是各九间。毛主席居住在名曰“紫云轩”的北房东侧，江青居住在北房西侧。南正房是办公和会客之所。在南正房南面各有东西厢房三间，当时李纳和江青的姐姐李云鹤居住于此。东西厢房多为毛主席的书房，里面有很多书， 1966年中旬，毛主席移居游泳池，一中队出动四十多人给毛主席搬家，说是搬家却没有多少生活用品，搬了一个星期，几乎全是书，以至于“游泳池”的书房放不下，部分书籍还暂时存放在静谷院内的“桂秀轩”。毛主席移居游泳池后再也没有回过他居住过十七年的“菊香书屋”。

    在菊香书屋的东面是“花园”，园中有两座各五间正房，一座由工作人员李志绥、林克和李云鹤之子王博文居住，另一座是仓房。园中还有一座1964年建的防空洞，从外观看它象是一座房子，有窗有门，打开门却是下入地下深约十于米防空洞的阶梯，虽然防空洞里面备有简单的办公和生活用具，但是毛主席一次也没进去过。这个院子虽然叫“花园”，也有琉璃砖镶砌的精美花坛，可是却见不到一株花，我们却在花坛里种了花生、棉花和蔬菜，我们还常采些蔬菜送给毛主席。花园里之所以不养花是因为毛主席不大喜欢花，他常和我们说：种树比种花好，树可成材。种菜比种花好，菜可食。在毛主席的家，在大会堂、钓鱼台，以至于在外地下榻处，我从未见为毛主席摆设过一盆花。

    与花园一墙之隔东侧是“勤政殿”，它有别于清代大屋顶建筑，是一座有点象西洋建筑风格的圆顶大殿。它建于民国初年，据说是为袁世凯复辟登极而建。每当重要节日勤政殿大门前都要升国旗，这是中南海里唯一升国旗的地方，据说，这就象征着这里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勤政殿与花园之间后来开了一个小门，毛主席常经过这个小门到勤政殿开会、接见外宾。

    丰泽园西面是被称为“园中园”的“静谷”，院子约50亩，面积相当于东面三个院子的总合，是一座清代造园艺术的典范之作。整个院落显得舒展大方，清秀古朴，假山古柏，楼榭殿宇布局巧妙，错落有致，主建筑“春藕斋”宏伟华丽，贴金的外装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其比邻的“纯一斋”前面是一片荷塘 ，每逢夏日荷花满池。在高高的假山之上“爱翠楼”“桂秀轩”掩映在青松翠柏间，与春藕斋遥遥相对。从颐年堂旁脚门引出的长廊，东西向穿越整个静谷院落。每逢周六晚上，“春藕斋”都举办舞会，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总理和其他首长常到这里跳舞，有时还在这里看电影。“文革”时期这些活动基本被取消。正对静谷门内侧，有一棵很奇妙的柏树，它下部是两棵相距约两米、粗约尺余的古柏，而在约两米高处 两树却奇幻般的长成了一棵，形成了一个大大的“人”字，看上去煞是有趣。细细看来，在两树内侧仍清晰可见早已愈合的劈痕，可见它并非天成，一定是清代园艺师别出心裁的杰作。

    走近游泳池

    “游泳池”在中海西岸，院落南北长二百五十多米，东西宽约六十米。所谓“游泳池”是指院中一座露天游泳池，它建设年代不详，据说民国年间就有。五十年代，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在露天游泳池南边建了一座室内游泳池。毛主席住丰泽园时就经常来这里办公、游泳。1966年中旬，毛主席竟然把家搬到这里，游泳池的休息厅成了毛主席的书房，两侧的更衣室成了毛主席的居室和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我们则住在院子北端的五间平房内，据说这是当年为胡志明主席建的房子。

    室内游泳池正门在北端，进门是门厅，经两侧走廊到最南端是后来改造成书房的休息厅，面积不足一百米平方米，毛主席就在这样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实在不能称为官邸的“官邸”办公、开会、接见外宾。正是在这里毛主席接见了诸多外国政要，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从实际意义上讲，是毛主席在这里向世界打开了中国开放的大门。

    大半圈布艺沙发占据了大半个书房，沙发上，楔形茶几上凌乱地堆着放各种书籍，有的打开着，有的闭合着，东西两侧的书架里更挤满了书籍，书籍绝大部分是线装木刻本，还有不少英文版本。很多书里夹着写着字的纸条，条条纸条垂落在书架中显得杂乱无章。竟管如此我们在打扫房间时也不能去整理这些书籍，毛主席曾规定：我的东西什么都可以动，唯独书不能动。如果不小心，谁动了他的书，在原来的位子找不见他要看的书，他会急得发脾气。毛主席有一个习惯：看完一本书就在封面的角上用红铅笔画一个圆圈，很多书的封面上都有好几个圈，在《资治通鉴》、和《红楼梦》等书的封面上至少有五个红圈，也就是说这些书他已看了五遍，很明显，红圈越多的书越显得陈旧。墨绿色的窗帘很少开启，照明灯隐于吊顶内，顶棚的漫射光是室内主要光源，沙发旁放着两个搪瓷痰盂和三个挺大的落地灯，灯杆中部镶嵌着直径一尺多的圆形玻璃盘，上面放着放大镜、许多削好的铅笔和火柴、雪茄烟。在书房东西两侧各有一间约40平方米的卧室，毛主席多居东卧室，卧室东北角有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了书，当时我看到其中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不少红卫兵油印小报，这些小报是毛主席让我们在街上搜集来的。一个衣架上挂着两件打了很多补丁的毛巾睡衣，靠南墙下是一台50年代产的老式带唱机的‘上海’牌落地收音机，收音机极少打开，偶尔毛主席会用留声机听唱片。靠西墙是一张两米宽的木板床，床上靠墙部位堆着一尺多高的书和几个文件袋，这几乎占去了大半个床，好像是在床上磊了半截墙。床上有两条很旧的白被子，毛主席常靠在被子上看书。三条毛巾被，一个挺粗的大圆枕头，床下有一双破旧的红皮鞋、一双猪皮面的拖鞋和一双布鞋，洗手间在房间的东北角，约七八平方米，马桶旁有一个方木櫈，上面叠摞着尺来高的书籍。在游泳池外的南面有一个花园，书房与花园间有一个小门，毛主席到花园散步或出门时总是走这个小门。花园中同样没有一株花，我们在园中依旧种了许多蔬菜。在这座“游泳池”毛主席工作、生活了十年多，在这座“游泳池”毛主席度过了他的晚年岁月。

    走近毛泽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七年了，然而，无论怎样的风霜雨雪，世事沉浮，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毛主席的音容笑貌都无时不萦绕在我的心怀，叩击着我的心弦，那件件难忘的往事就象发生在昨天，每每想来总是心潮汹涌，激动不已。

    伟人也是人，也是千百万人民中的一员，同样有喜怒哀乐，也食人间烟火，也有日常生活。如果说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等领域的辉煌业绩是一部伟大的史诗，那么，毛主席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生活和他的情感世界也同样是一部动人的诗。毛主席生活中有许多看似平凡的故事，过去由于保密纪律等原因，这些故事只能在我们这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中传颂，从来不曾向外面传播。

    朴素的作风

    毛主席生活的俭朴在全党是出了名的，那种具体而微的俭朴作风令人难以置信，很难相信一个大国领袖的生活如此简单、朴素。

    毛主席睡的是一张木板床，两条普通白布的被子一条来自延安，一条来自西柏坡，上面都补了好几块补丁。毛主席习惯用毛巾被，床上有三条毛巾被，热时盖一条，冷了盖两条、三条。三条毛巾被都已破旧不堪，上面几乎没了绒毛，补丁摞着补丁，有时一蹬腿会把被子踹个洞，他戏称：这是闹解放，为此工作人员养成一个习惯：用过的旧毛巾不能扔掉，留着给毛主席补毛巾被，补睡衣。他洗脸的毛巾旧的发硬，暖瓶已不太保温，扫床的笤帚已经没几根篾子了，即使这样他就是不让换新的。记得1968年，经过大伙的软磨硬泡和耐心的“思想工作”，毛主席终于同意买一条新毛巾被。可是去买毛巾被的同志怕毛主席反悔，走得很匆忙，却忘了带“针织票”，不大工夫又回来了。毛主席问他买来了没有，那位同志说：忘了带“针织票”。毛主席似乎不清楚“针织票”为何物，惊讶地说：还要什么票呐，看来那不是我们该用的东西，算了吧，还是别买了。就这样，毛巾被还是没换成。

    毛主席喜欢穿睡衣，在家里从来没穿过在公开场合常见的那种毛式中山装，春夏秋冬出出进进总是毛巾睡衣。冷时出门最多再披一件风衣。那三件睡衣也都破旧的不成样子，上面尽是补丁，有细心的同志数过，最多的一件睡衣上竟然有60多块补丁。在我所见到的毛主席私人物品中，那两套毛式中山装是毛主席唯一的奢华物品。

    毛主席一生爱烟，爱茶，他点烟用的火柴就是北京火柴厂生产的普通火柴，他划火柴时总是小心地在一面的磷面上划，而且对火柴盒十分爱惜，一盒火柴用完了，火柴盒还完好如初，其中一面的磷面甚至一次也没用过。他把这些火柴盒小心的积攒在一起，等积攒得多了，他会让我们把那些空盒子送回火柴厂，（当然不能说是毛主席让送来的）火柴厂的师傅在收到这些空火柴盒时是诧异和不经意，他们不知道这是毛主席精心用过的火柴盒，如果知道是毛主席送回来的，不知又会弄出什么动静来。

    有一次毛主席从中南海到大会堂办公，刚进“118”房间（毛主席在大会堂的办公室），便急急忙忙叫人给游泳池打电话：告诉游泳池的同志，我剩下的那半杯茶不要倒掉，我回去还要继续喝。之所以着急，是因为他知道，他离开游泳池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就会打扫卫生，那半杯茶一定会被倒掉。毛主席喜欢喝茶，可是在困难时期他却三年不喝茶，三年不吃肉，还说：勒紧裤带还债。当时工作人员发现，由于因营养不良，毛主席的腿已经有些浮肿。

    在毛主席的床下有一双残破不堪的红皮鞋，是延安时期苏联领导人送的，这双鞋曾随他转战陕北，随他蹬上天安门城楼，岁月的磨蚀早已使它失去了原本的面貌，虽然已经修过好几次了，但毛主席就是舎不得扔掉。几个同志经商量后决定把那双鞋悄悄地扔掉，可是不久就被毛主席发现了，一定要把鞋给他找回来，然后又求我们到外面再去修一修。无奈，周福明同志拿着鞋到西单请修鞋师傅修理。修鞋师傅翻来覆去的看那双鞋，再看看身材干练、穿着整齐的小周，一脸惊异的说：您怎么能穿这样的鞋，还是换一双吧，这双鞋我修不了。小周回来告诉毛主席：鞋修不了。毛主席说：外面修不了，你们帮我修一修吧。实在拗不过，几个人勉强又把那双鞋缝了缝，依旧把它放在毛主席的床下。据说一直到毛主席去世，那双红皮鞋依然放在那个木板床下。

    毛主席吃的很简单，常年一日两餐，每餐两荤两素，一碟辣椒，菜就是一些家常菜，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毛主席吃什么海参、鲍鱼、燕窝、鱼翅，最多吃顿红烧肉。而且坚持吃北京市民供应的那种糙米（三季稻米），这种米没有一点粘性，吃起来象嚼木屑，毫无米香可言。竟管中央警卫团玉泉山农场产的京西稻米非常好吃，就连普通战士都经常能吃到，可是不知劝了毛主席多少次，让他换京西米，他就是不换。毛主席偶尔也吃一些煮红薯、煮玉米，他吃红薯从来不扔掉红薯尾巴，而是统统吃净。有一次吃煮玉米后，工作人员要把玉米芯端走，毛主席突然发现玉米芯上还有一个瘪玉米粒，于是叫住工作人员，把那个瘪粒捏下来放进嘴里说：浪费是犯罪。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岁月里，最让我难忘的是为毛主席采野菜。我曾经努力回忆过，但无论怎么回忆也记不清为毛主席采过多少次野菜。中南海里没有多少野菜 ，却有很多马筧菜，每次采一把，给他拌着吃或炒着吃。记得有一次毛主席特别交代：今天多采一些野菜，中午要请客。记得1967年夏在上海，当时华东大旱，一个月滴雨未下，市场上蔬菜供应有些紧张，毛主席知道后便对我们说：我们住在上海，给人家的供应增加了负担，咱们要采些野菜吃。于是我们一有空就去采野菜，并挑些鲜嫩的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们一样，每顿饭的餐桌上都多了一道野菜。毛主席常吃野菜曾让我大惑不解，是这位大国领袖吃不起吗？当然不是，那是什么原因让他经常吃野菜呢？我猜想，只能是猜想，毛主席小时候一定也在家乡韶山采过野菜，他一定没忘记家乡苦菜的苦涩；他一定没忘记红军“吃野菜也当粮”的岁月;他一定没忘记“困难时期”山东籍战士从家里带来的那个糠菜团子。时刻与人民息息相通，休戚与共，这或许是毛主席经常吃野菜的根本原因所在。

    毛主席散步时喜欢拄手杖，说是手杖，其实就是一根约一米七长、没有任何修饰和打磨的竹竿，竹竿的下部已经劈裂，每拄一下都会发出刺耳的劈裂声。我问过许多老同志，这根竹竿用了多少年，可是谁也说不清，似乎在毛主席转战陕北的照片上看到的就是这根竹竿，这么长时间的一根破竹竿，他却视若珍宝，一直不肯丢弃。曾几次和毛主席商量买一根好的手杖，却总是被他拒绝。毛主席离开北京到外地工作，我们要做为一项挺重要的任务，就是绝不能忘了带上那根挺破、挺长的竹竿。1969年毛主席住武汉东湖梅岭宾馆，在宾馆三号楼北面有一大片竹林，里面长满了粗细不等的毛竹。一日闲暇，我从厨房借了一把剔骨刀，在竹林里寻觅，终于找到一棵竹节很密、粗细适中的竹子，把它切成了约一米七长，削平竹节，打磨光滑后送给毛主席，他很高兴说：这根手杖好。打那以后，再也听不到毛主席散步时那根破竹竿刺耳的劈裂声。正是这根手杖陪伴着这位伟人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那段路。

    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常在列车上办公，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所有行李被褥都自带，包括拖鞋。每次都是三十六个大木箱，外加一根手杖，共三十七件，木箱里绝大部分是书。这三十七件物品专门由心细的战士孙秀亭同志负责，上下车，搬进搬出都由小孙清点。1969年毛主席入住武汉梅岭期间我亲历了一件趣事。武汉军区派战士小王在毛主席身边做服务工作，小王来的头一天在毛主席的房间搞卫生，发现床下有一双破旧的快磨透了底的猪皮面拖鞋，以为是以前谁丢弃的，便扔了出去。我发现后急忙告诉他：这是毛主席的拖鞋，不能扔。他说：你开玩笑，毛主席怎么会穿这样破的拖鞋？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就是毛主席的拖鞋。在我的坚持下，他拿起拖鞋若有所思，默不作声地看了好一会，眼里闪着泪花，半信半疑的把鞋拿了回去。

    “春藕斋”是清代留下来的老建筑，因年久失修显得破旧。1962年毛主席要去南方工作一段较长时间，预计大约要半年时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决定趁机对春藕斋进行落架重修，工程由国务院行政处负责人罗某某同志负责。罗不懂建筑，但他要求设计人员，工程质量一定要高，要坚固。他还形象地对设计人员说：如果用一台大吊车钩住房脊的大樑，可以连地基一起提起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其工程不仅质量好、装修豪华，而且进度快，四个半月就完工了。当然工程耗资也特别巨大。

    毛主席回北京后到春藕斋散步，看到金碧辉煌的春藕斋便问身边工作人员春藕斋怎么这么漂亮。身边工作人员告诉他是重建的。毛主席又问花了多少钱，工作人员告诉他花了四亿五千万。毛主席听后脸色立刻沉下来，转身急步回菊香书屋，并即刻让人叫来罗某某，大发脾气：我们建人民大会堂才花了个六亿，一个小小的春藕斋你就花了四亿五，你这是有意腐蚀党的干部。此后罗某某被调出中南海，毛主席也两年没进过春藕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