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杨至成同志以其卓著的功勋彪炳史册，更以其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为我们树立了道德风范的楷模。

    杨至成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他早年在旧军队任军需官时，因看不惯反动军官吃空额、喝兵血等腐败现象，经常“为民请命”，因而得了个“好斗的公鸡”的绰号。他追求光明，立志报国救民。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向周逸群表示：“在国民党的川滇黔联军里我干了两年多，我看出来了，那样的军队不是真正革命的军队，所以我才离开了它。我要跟着共产党搞无产阶级革命！”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无论环境多么险恶，道路多么曲折，他都决心跟着共产党干到底，义无反顾，矢志不渝。正因为如此，当“左”倾教条主义者撤销其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时，他坦然地说道：“我们共产党员不是为着当官而来革命的。我相信党的领导，是非曲直，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当听到遵义会议决议对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后勤工作重新进行肯定时，他激动得流出了热泪。他怀着对党对人民的一颗赤胆忠心，爬雪山，过草地，在乌兰巴托当乞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杨至成同志顾全大局，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观念，为人友善，受人尊敬。他长期从事后勤工作，虽然工作单位和职务经常变动，但在任何一个单位从不讲亲疏，不搞山头，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称赞他：当过政委的就是不一样，讲大局、讲团结、讲风格。他对工作要求特别严，谁想在他面前打马虎眼，就只有挨批评的份。但批评归批评，他过后从不计较，从不在下级立功、受奖和晋职晋衔时设关卡。他多次负伤，解放战争时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使他开始变得性情急躁，遇到不顺心的事或下级工作中出现了小毛病，便大发雷霆，但事后他又主动向下级道歉。尽管他批评下级不讲情面，但又十分关心下级的成长进步和家庭困难，他亲自找警卫员谈话，帮助其端正入党动机，当得知其母亲于1964年春节带着弟弟来北京看病时，则给其50元钱。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认为他是一位可畏可亲可敬的老人。他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铺张浪费，就连如何处理军需厂剩下的碎布头，也要在请示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谭政之后再作决定，但对第47军在湘西剿匪中的超额费用，他又从实际情况出发予以报销。他身为上将，却能以普通一兵的身份按时参加支部生活，与秘书、司机、公务员、警卫员互相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杨至成同志廉洁奉公，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应当说，他所管理的后勤部门吃、穿、用样样都有，然而，他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公家的钱财只能用于公事，自己一分钱也不能占，否则就不配做一名后勤干部。在中南军区时，怀孕七八个月的妻子唐慧文在军工医院上班，领导见她挤公共汽车不方便，下班时就用医院的汽车送她一下。杨至成得知后找医院领导谈话：“不能因为是领导干部的家属就搞特殊，影响我们军队的形象！”奉调入京后，他对家人严格规定：办私事严禁用他的专车。他每月要向秘书和司机了解汽车的用油情况，并规定只能节约，不能超支。直到“文革”开始前，妻子1966年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际妇女节庆祝大会时，因怕误事才用了他一次车。这些事被身边的工作人员传为佳话。他进京后，外地的老战友来京开会时他不免要在家招待一下，然而他每次都是自己掏腰包，从不用公款，更不找基层单位去报销。他家有7个孩子，生活不宽裕，总后勤部副部长贺诚有时从工资中接济他一二百元，他虽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但对老战友的关怀却有时不得不接纳，因为他透过金钱看到的是比金钱更珍贵的革命友谊。他建设过、管理过很多被服厂，却从不接受工厂送来的“试穿”，他自己的衬衣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带补丁的。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过得踏实。

    杨至成同志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军的后勤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纪念杨至成同志诞辰110周年，就是要学习他追求真理，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学习他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坚强党性；学习他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学习他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红军本色。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奋进，勇往直前，为进一步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为实现民族崛起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