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女红军王定国

    王定国，谢觉哉同志夫人。1912年出生于四川营山县，年轻时便积极参加革命，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曾三过雪山草地。曾任营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营山县妇女独立营营长、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服装道具股股长、延安市妇联主任、陕甘宁边区机关党支部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内务部机要科科长、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谢觉哉同志秘书、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委员。曾任中国干部管理学会及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老龄委员会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职。

    一、苦女娃  追求解放闹革命

    1912年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八)，王定国出生在营山县安化乡一个佃户的家庭中那时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困苦的生活迫使王定国早早挑起家庭重担，六七岁时，她就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里推磨挣钱。在这个没有温饱、没有欢乐的穷山沟里，王定国默默度过了她的童年。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父亲也因生活压力病重身亡。无奈的母亲卖掉王定国才三岁半的二弟，换回四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安葬了父亲。父亲病故后，母亲更加难以支撑生活，为了家人能活下来，不得以将不满16岁的王定国嫁入邻村李家做童养媳。

    “放足剪发”是促使王定国走上革命道路的直接原因。那时，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王定国的两个舅舅常带一些朋友来王定国家里开会，那个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在舅舅的朋友中，以卖布做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王定国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鲜事儿：山那边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儿不包脚等等。在杨克明的鼓励下，王定国剪掉了长发，放开了刚裹不久的双足。“放了脚走路安稳，走山路快，干活有劲，剪了辫子，大人想揪着辫子来抓我走也不容易了”——就是这么朴素的想法，让王定国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王定国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并担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王定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她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县党委组织成立了妇女独立营。那是一支由三个连队，二三百人组成的队伍。妇女独立营的主要任务是抬担架、送弹药，与此同时也抓紧进行军事训练，准备打仗。部队的组织纪律要求十分严格，要求党员在妇女中起模范带头作用。而王定国担任了妇女独立营营长。带领独立营战斗历时五个月，足迹遍布2000余华里。

    1934年1月，王定国和营山县区乡苏维埃的16名妇女干部被送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这是她有生第一次上学。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长征到达贵州省。为迎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会合，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准备，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决定扩大宣传队伍，将原有的剧团规模扩大。王定国因为平时就爱唱爱跳，组织上就将她调到剧团工作。

    这个剧团先后直属于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是红军时期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文艺团体。剧团一般都是随军行动，走到哪里戏就演到哪里。因为演的是新内容，新形式的新剧，群众都称之为“新剧团”。 王定国被分配到新组建的四团，凭一股子革命热情，边教边学，边学边干。很快适应了工作。在剧团中参加唱歌、跳舞，也演新剧，扮演劳动妇女之类的角色，而主要工作是负责服装、化妆、演出部门的事情。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麓胜利会师。王定国随剧团一面欢庆红军主力的会师，一面作好准备，随同红军北上长征。

    二、女红军  长征历练称巾帼

    不久，王定国就跟着红四方面军开始了长征，这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今天，王老是这样讲述她的宣传队的：“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长征路上异常艰苦，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了几乎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定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的中国长征，红军是靠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那么，宣传队员可能要走五万里了。王老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歌：庆祝苏维埃发展的歌、骂卖国贼的京剧二黄调等等，“金沙江流水响丁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一首《渡金沙江胜利歌》依然唱得声情并茂。王定国说：“对战士来说，剧团给他们送来的不仅仅是一场文艺演出，而是送来了一颗颗火热的心。在面对生死相接的紧要关头，战士们需要沉着的思考，也需要欢快的歌声。在特殊的战斗环境中，越艰苦，越需要文艺战士用歌、用舞、用戏剧等等形式鼓舞人们克敌制胜的勇气。”

    红四方面军的很多仗打得很惨烈，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有时候敌人不是正规军，是土豪的队伍，他们也没有什么枪。他们听国民党的指挥，不让我们过，拦着我们。我们就和他们打，冲开一条血路。”回忆起那时的情景，王老说：“我们是今天打了明天打，今天到这边，明天到那边，后天又打回来了。哪有正常饭啊，除非休息，今天休息了不走了，才弄顿饭吃。没有粮食没有烧的。”“那时都不知道苦了，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冲出一条路，无路可退。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是大家一起打。”
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草地没有路，敌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打，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可是，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现在，人们都知道长征是艰苦卓绝的，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敌人以为找到了红九军的军部，飞机、大炮都用上了。苦战中，剧社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敌人扑来，身材单薄的王定国举着刺刀向敌人冲去……终因寡不敌众，剧社幸存下来的30多人被敌人抓住了。“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入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幸运的是：一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社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王定国他们表示，只会演红军的节目，要演就演这些；马步芳的兵也不管，看了还挺高兴，并且提出扩大剧社。

    趁剧社扩大的机会，王定国和战友们把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社，张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西征中，张琴秋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是敌人悬赏1000大洋捉拿的红军将领。被俘后，她化名苟秀英，装成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得知这个重要情况，王定国同战友们商量，以剧社都是小孩不会做饭为名，提出让“苟秀英”来剧社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张琴秋顺利来到剧社掩护了身份，躲过了一劫。张琴秋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女副部长，王老尊她是“没有军衔的女将军”。

    唱着红军长征的歌，王定国和剧团的团员们巧妙又顽强地活了下来，但她们心中一直惦记着党，惦记着部队。这时党中央也开始了营救行动，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王定国逃出魔窟，来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三、结良缘  宜师益友敬偕老

    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成立于1937年8月，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派驻兰州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是党领导甘肃抗日救亡、进行后方发动、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基地，也是中苏国际交通线上的中转站。抗战时期，“八办”在党代表谢觉哉，处长彭加伦、伍修全领导下，坚定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营救被俘流落的红西路军将士，接待党的过往人员，输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战前线，转运苏联援华物资，指导中共甘肃工委开展工作，被周恩来同志亲切地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王定国（左4）1937年在兰州“八办”时照片

    王定国获救后就积极参加“八办”的工作，经她手救出许多同志。也是在“八办”，她第二次见到了谢觉哉；而上一次，却是在1935年的6月。当时，王定国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有一天，王定国和剧社的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休息，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王定国走来。“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王定国当即接过来说：“行，我今天就缝好，明天就给你送过去”。 老同志连忙道谢说：“那就谢谢你了，我叫谢觉哉，就住在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当时，她并没有把眼前这个人与后来被毛主席和党中央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联系在一起。谢觉哉比毛泽东还年长十几岁，在长沙第一师范小学曾和毛泽东同为教员，谢老古文底子好，深得毛泽东敬佩，视为老师，并在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天，王定国送去缝好的衣服的时候，谢老连声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又特地嘱咐她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过雪山时可以御寒。王定国与谢觉哉就这样在长征途中有了一面之缘。

    一晃两年多过去了，担任兰州“八办”党代表的谢觉哉，认出了这个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而王定国觉得眼前这位长征中的年长者不仅是位德高望重的上级领导，是一位将自己从敌人魔掌中解救出来的救命恩人，更是一位可以生死相托、胜过兄长的亲人。缝“羊毛衣”的棉线，成了结连理的红线。回忆起和谢觉哉的结合，王老只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一个是长征途中年龄第二大、学富五车的革命家，一个是没有文化、风华正茂的红军女战土，能成为紧紧相依的革命伴侣，还有赖于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彭加伦为“八办”留住了这个干练的女干部；还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劝说王定围留在谢老身边。　为此，毛主席还来了个电报，说可以，这样谢老有人管（照顾）了；她在那里可以做点工作。让她（王定国）在那里，一个是营救西路军战士，再一个就是做统战工作。1937年9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就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组成一个革命家庭。在王定国的心目中，比她年长30多岁的谢老，是同志，是爱人，更是导师。婚后，王定国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工作，协助谢觉哉做党支部工作，负责将苏联支援抗日的物资和药品转运延安等。后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管理科科长，1940年3月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邓颖超、蔡畅一起乘飞机由兰州到延安。从此，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抗战胜利后她还担任了延安市妇联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党支部书记。1948年8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机要科长兼人事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机要秘书，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副主任等职。1959年，76岁的谢觉哉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定国也随之调到了最高院，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司法行政处副处长，同时兼任谢觉哉的秘书。

    1971年6月15日，谢老与世长辞。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老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王老深知那些资料的重要。谢老从14岁开始记日记，一直到晚年卧床不起，70多年很少间断。早期的日记大多遗失了，1919年以来所写的日记谢老精心保存着，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马兰纸。从1978年至1984年的六年时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评传》《谢觉哉诗集》《谢觉哉文集》等500多万字的资料。能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王定国感到莫大的欣慰。她时时回忆起在谢老身边的生活，体味谢老当年的风范和许多年来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她说，她这一生最大的收获和最大的幸福就是有谢老这样一个爱人，一个老师，一个朋友。

    四、重晚情  长征精神续新篇
 
    王老离休了，但她那双走过长征路的双脚，并没有停止。

    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一批当年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现在生活困难。有些人因为流落在地方时间长，没有证明人，他们的身份无法确认。为了能得到那个红军的光荣证，他们托着伤残的身体，四处奔波。
王定国老人得知此事后，她认为，当年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及后果，不能由这些无辜的战友承担。她曾三次来到兰州，后又到河西走廊、青海和甘南实地走访调研。1983年，她和伍修权第三次来到兰州，自费跑遍河西走廊，越乌鞘岭，跨湟水河，顶戈壁烈日，迎祁连朔风，为的是一项几十年前没能完成的任务——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王定国在高台烈士陵园凭吊战友时，还挥毫写下：“烈士陵园物候新，巍峨遗像见成仁。将军虽死山河在，留取丹心照后人。”回到北京后，他俩分别向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领导人写报告，反映西路军战士生活待遇方面的真实情况。1984年，胡耀邦亲自批示，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称号和生活待遇问题才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