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在老百姓的眼中，中央首长的日常生活是很神秘的，吃的喝的和老百姓都不一样，是这样吗？

    王光龙：实际上祖父吃得很简单，因为受过伤的身体很弱，肠胃也不好，口味很清淡，粗纤维的菜吃得少。大概因为在苏联生活过，他比较喜欢吃土豆。我们家的饮食也很简单。当时中央机关大院内各家吃的菜都是专供的，不过不像如今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仅仅是为了方便首长的生活。一般是各家按事先定好的菜单列出所需的菜品和水果交给供应站，再定时到供应站取。我们家吃的基本上都是时令菜，也就是这个季节产什么就吃什么，冬天吃的有萝卜、白菜等冬储菜，跟平常百姓没有大的差别。在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后来我发现了不同。有一个冬天的周日，炊事员师傅去供应站取菜，我也跟着去了。在供应站里我发现有些首长家的蔬菜和水果丰富极了，在这样的季节里，竟然有许多我从来没见过的南方蔬菜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水果。我很吃惊，一直以为供应站里供应的都是我们家吃的那些普通的时令菜和水果，没想到还能按不同要求供给“稀罕菜”。我很想问问祖父，我们家为什么不也要一些“稀罕菜”尝尝鲜。但我一直没敢开口，因为我知道，祖父根本不会去追求这些，他对生活的要求是非常低的。那个时候看电影，特别是看内部电影对于各家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带有神秘感的经历，别的首长家可以要求把所需的电影送到家里放映，而祖父向来都是让我们到礼堂观看。

    在那个年代，没有空调，首长根据身体和工作的需要，夏季可以到北戴河避暑，冬天到南方避寒。祖父战争年代受过伤的背部一出汗就发炎，所以他夏天去北戴河多一些。我跟着祖父去过北戴河，祖父不会游泳，只在水边转转。晚上，蚊虫很多，他担心外面站岗的警卫挨蚊虫叮咬，每晚总要出去看看，问问情况，想想解决的办法。不过，祖父冬天很少去南方，在我的记忆中，也就去过一次，因为冬天对他而言是可以承受的。

    祖父这种回归自然的简单生活态度，对我的一生影响是比较大的，时至如今，我对吃穿的要求尽量简单；我家里能用的东西只要不坏，不会因为过时就去更换它。

    自己的执著改写了儿孙的命运，对此，祖父怀有深深的歉疚

    王稼祥参加革命的时候，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王命先尚未出生。儿子出生后不到一个月就失去了母亲。直到新中国成立，二十四岁的王命先及妻子和儿子（王光龙的哥哥）才在王稼祥的多方查找下回到父亲的身边。一家人以为从此可以安身立命、幸福生活了，不料在几年后的“大跃进”以及随后而至的“文革”中，王稼祥因言获罪，儿孙也因此遭殃。其子王命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忍受不了身心折磨，投湖自尽。王光龙及哥哥也失去了升学参军的机会，下乡插队到边远农村接受再教育。在那片贫瘠的黄土地上，王光龙和哥哥对祖父和母亲的思念无时不在，难耐寂寞时，哥俩曾写信给祖父，但迟迟不见祖父回复。等王光龙和哥哥返城的时候，祖父已然离他们而去。

    《名人传记》：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并没有生育孩子，您的父亲是祖父唯一的子女，他对你们应该是非常疼爱的吧？

    王光龙：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疼爱儿女的，不过我觉得祖父对我们的疼爱包含着深深的歉疚。祖父参加革命离开家的时候，父亲尚未出世。父亲出生不到一个月又失去了母亲。祖父为了革命事业，没有尽到对子女的养育责任，所以后来他要弥补，因此很快将父亲一家接到北京，尽力安排父亲上学和工作。

    “文革”时期，祖父的“问题”殃及全家。首先是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批判，最后跳湖自杀。这对祖父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承受的打击。1968年12月，在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下，我和哥哥、姑姑（祖父的养女）全部下乡。当兵曾经是儿时我最大的愿望，但祖父被打倒，父亲“畏罪自杀”，我们这样的子女是没有资格当兵的。当时，在“台上”的领导子女大多数走的是参军提干这条路。我们下乡，祖父认为是受了他的牵累，心中自然充满歉疚，但那时他已经完全没有弥补歉疚的能力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中央通知，要求祖父在三天之内离开北京到河南信阳。因为时间紧，一些必备的东西都来不及整理和携带，祖父就起程了。据母亲后来回忆，在远离北京的那个封闭的小院里，祖父每天守着一台简易的收音机，以此保持与外部世界的一点联系。而他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孙儿的挂念，依然没有溢于言表，但母亲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年后，祖父因病回京医治。1972年，祖父终于恢复工作，但仅仅一年多后的1974年1月25日，积忧成疾的祖父就在另一场风暴（“批林批孔”运动）到来的前夜，猝然而亡。

    “文革”中，我们不可能当红卫兵，更不能当兵。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别的家庭时，有些子女为了表示进步会与家庭划清界限，行为甚至比造反派还要“革命”。但我和哥哥从来都没有做过让祖父伤心的事。我们在低调中本分地做人，从未有过投机和走捷径的想法。这也许缘于祖父的人格魅力对我们的影响。

    作为“红三代”，祖父的襟怀我难以企及    1974年，王光龙被推荐到郑州工学院读书，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那时祖父王稼祥已经去世，学校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他就读的化工系，一些老前辈对专业的认真执著精神影响了他，他埋下头来，专心致志地耕耘着自己的这片土地。祖父在去世前已经恢复了工作，王光龙如果想靠着祖父的荫庇做些有利于自己的事情是完全可以的，但他没有。王光龙毕业后，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大潮汹涌而来，他非但没有入海畅游，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财富拥有者，反而选择留在静静的校园，做事业和灵魂的守护者。

    《名人传记》：作为“红三代”，您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很多“红二代”“红三代”一样走上从政道路，而是选择搞专业呢？

    王光龙：曾经有朋友说，不少高干子女现在都身居要职，你却还是一个普通教师，一个老百姓，你就没有一点想法？在我看来，不论什么人的后代，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从政不仅需要能力和机遇，更需要有勇气，就像我祖父一样，要勇于为了一份责任和信念讲真话办实事，而这往往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祖父对自己认准的事情是很执著的，明摆着在那个环境下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要去讲、去做，这不仅是性格决定的，更需要勇气和责任。我没有祖父那样的勇气，在自己的能力水平下，我还是比较讲实际的。

    1974年上大学，我学的是化工专业。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留校。当时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普遍不错，学工科的毕业生大多愿意到企业去，留校在很多人看来是比较“傻”的行为。而我愿意在这三尺讲台上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大起，也不会有大落。这样的选择来自我对祖父人生的感悟，那既是一种不可磨灭的回忆，也是一种宝贵的人生经验。祖父对我而言，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人生标杆。所以，我甘于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名人传记》：有这样一位祖父，在很多人看来不啻拥有一笔巨大的财富，您怎样看待这笔财富，有所得吗？

    王光龙：事实上，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祖父是王稼祥，即便同事和身边的朋友也知之甚少。原因之一是多年来我从不与媒体接触，不轻易谈祖父的一切；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想借这种资源为自己谋利，相信一切应靠自己的努力。如今我已过六十岁，不再有追名逐利之嫌，通过我的讲述，如果能让今天的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进一步的了解，对历史和当下进行一些思考，那将是意义之所在吧。

    当然，祖父并不是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他给我留下的是一份精神财富。20世纪90年代，曾经有人在文章中写了我家的事，其中有些不负责任的内容，说我的母亲到河南信阳后改嫁了，我们也改随他姓；还说我们兄弟俩在“文革”中当了红卫兵，在学校里造反，揭发自己的爷爷奶奶。这实在是太缺乏常识了，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就算我们想“革命”，也没有资格加入造反派和红卫兵。后来，文章的作者在发文杂志上公开道歉，我也就没有根据律师的建议去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如果说我从祖父那里得到了什么，这种淡定大概也是其一吧。正是祖父给予的这些精神财富，滋养了我的生命，也成为我此生安身立命之本。（王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