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完电台的事宜之后，我正在等待突围，突然有人喊我：“局长，你看，首长们已经都走了。”我懵懵懂懂地看了一眼，只见一行马队在黑夜中正在向前赶路，同志们让我赶快跟上，我牵过骡子，同志们将我扶上骡背，急忙追上那队人马。王子纲同志没有牲口，他牵着我的骡子尾巴个跟了上来，但后来还是掉了队，跟着其他大队伍走了。

    到停下来时，一看，这一队人马有八十多匹牲口，都是负责干部，没有警卫部队，大部队则由八十八师师长杨秀坤同志做后卫掩护突围。我们这一小队骑马的走不动了，大家就牵着牲口走。走到半夜，才摆脱了敌人，听不到枪声。但我的情绪仍很不好，就问身旁的一个同志：“现在是朝哪个方向走？”他看了看夜空中的北斗星回答我说：“向北偏西。”。我向李先念同志发牢骚、提意见：我说：“再往北就到外蒙古的戈壁滩了，大部队在大路上，我们应该向西靠和突围出的大部队汇合。”他们不听，我还是骂骂咧咧，继续提意见，没想到我这一骂倒起了点作用，队伍终于停了下来。经过大家商量，采纳了我的意见，改向西南方向走，以便插向大路，和大家在一起。

    队伍西行以后，又在沙漠中走了两天两夜，仍然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沙丘，我们能不能走出这黄沙滚滚的瀚海，真是难以预测啊！为了防备万一，我只好把密码本和留存的电报底稿也烧掉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最后在沙漠中结束了它的生命。

    二十二、终于走完了悲壮的行程

    第三天下午，大家已经筋疲力尽，口干舌燥，头昏眼花，没有一滴水，没有一粒粮，只有遍地的黄沙和晴空中焦灼的阳光，大家都仰卧在沙丘上休息。出路当然还有一条，就是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到了大路上才能找到水喝，可是我们已经寸步难移了。当时派李先念同志的小参谋简佐国同志去侦察附近是否有水，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却有去无归。口渴肚饥，人们都迷迷糊糊地处在半休克状态。突然有人发现所有的牲口都不见了，大家顾不得昏迷疲劳，赶快去找牲口。有人在用望远镜了望，见有几匹马正在低头吃着什么，偶然的发现给了我们生的希望，我们跳起来奔跑过去，这才发现那里有一大池水。真是我们在这里渴的要命，所有的牲口却在那里饱饮清泉。我不顾一切跑到池边，猛喝一通，我一口气喝了六大缸子水。于是人们又有了精神，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终于来到了大路上。

    在大路上走了一会，突然听到远处有汽车行驶的声音，我们正在莫名其妙，汽车已渐渐驶近，这才看清车上还有两面红旗。啊！红旗！这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果然，是我们大队伍的人和盛世才办事处的人来接我们来了。真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同志们都流下激动兴奋的热泪。牲口由他们骑回，我们登上两辆汽车，直驶星星峡。在星星峡，陈云、滕代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迎候我们。第二天来了几架飞机，空投了一批枪支弹药，第三天飞机又空投了军装。我们丢下破烂不堪的衣服，换上崭新的军装，原来这些物资都是共产国际的支援（注1）。1937年5月5日正是马克思诞辰的那一天，西路军幸存的八百余人（注2）坐上几十辆汽车离开了星星峡，三天之后到达乌鲁木齐，我们被安排在东门外新兵营，从此结束了西路军悲壮的行程。

    （注1）共产国际把200余辆汽车的支援物资运到祁连山，到达后发现我们已经不在了，只好又返回乌鲁木齐。

    （注2）攻打安西时，我们还有一千余人。

    后记

    1981年11月12月之间宋侃夫同志分六次向我讲述了他在红四方面军的经历，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电台从建立到消失的过程，但必然涉及到四方面军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我党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和一些少为人知的情况。因此，我觉得这个回忆录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回忆录的标题和文中的小标题都是我加的，特此说明。

    齐特  2000/8/12

    1982年年初整理一稿

    2000年8月12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