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同志当年作为一个鲁艺的学生,在《讲话》后实现了自身的一个巨变,懂得了文艺的价值并懂得了文艺创作的方法。本是鲁艺打架大王的他像换了一个人,先后在鲁艺秧歌队、战斗剧社、东影厂、长影厂以及北影厂进行他的艺术实践,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
从自编自演秧歌剧《二流子转变》到编写《三个女婿拜年》、《劳动英雄回家》、《还是好好干》、《南山顶战斗》等广场剧,再到参与拍摄东北土改和人民解放战争,出演电影《赵一曼》,乃至建国后导演《战火中的青春》、《独立大队》、《奇袭白虎团》、《从奴隶到将军》、《许茂和他的女儿》等电影,王炎一直以延安鲁艺作风和《讲话》精神自勉。他拍摄电影之前,往往要用几个月、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深入生活,到群众中交知心朋友,王忱也说到他小时亲眼见到一些老乡到爷爷家中来“串门儿”的情景。
王忱还说到爷爷去世前的一段往事:“爷爷最好的一个朋友是拍摄电影《董存瑞》的郭维爷爷。他们一起看《中流》,也谈文艺界的现状。他们不解地说:‘不理解现在这些小年青儿,他们为什么要把电影拍得让人看不懂呢?他们到底是想拍给谁看的?’”
对此,王忱总结说:“现在很多电影导演,包括一些第五代、第六代的,当然也有其它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认为自己很‘屌’,而群众很‘没文化’。群众不是因为没文化而不去电影院看电影,而恰恰是因为这些人站在小资的立场上,拍小资的故事,宣扬小资的思想,鄙视人民。我们要想顶住好莱坞的进攻,让我们民族的艺术有容身之地,就必须坚持学习《讲话》,坚持走文艺的群众路线。”
第四个做主题发言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旗帜网和东方红网老顾问韩西雅同志。严谨而认真的他颇有学者之风。他系统地回顾了解放后文艺事业在《讲话》指引下的发展,介绍了大批于此时所涌现出来的不朽作品。对此他自豪地宣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化艺术领域如春花初放,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美好记忆,同时也为如何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尤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事业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韩西雅同志还特别地介绍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艺术,这段时间往往被某些艺术史家看做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空白期,这当然是不对的。韩西雅说:“文化大革命,更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大发展。人们创作了许多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青年学生、工农兵群众,引吭高歌,高举红旗战斗。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从文艺、戏剧改革入手的。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沂蒙颂》、《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协奏曲《黄河》等,都是在精益求精的创作中,完美成功,都是向人民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的光辉教材,成为20世纪中华文艺宝库中的精品。”
现场再次响起了掌声,许多与会者纷纷表示“革命样板戏好!”
最后,韩西雅总结道:“现在中国内外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内还存在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力量。这股势力在国内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驱使之下,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搞卖国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再次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和斗争。让我们记住毛主席的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最后一个发言的,按计划应该是《新国风》杂志社主编丁慨然,他因故没来,改由《新国风》副主编张德坤同志发言。张德坤脱稿而谈,富有激情,颇有诗人之风。他刚刚上来,下面就有与会者问:“《新国风》是属于什么性质的。”
张德坤回答道:“我们主张群众兴诗,诗为群众,民族化,群众化,现代化,多样化,时代性,现实性,人民性,艺术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这四化,四性,四中,一直是《新国风》诗刊的宗旨,突出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努力实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的诗歌奋斗!”
随后,张德坤系统地回顾了《新国风》的发展历程和里程碑事件,向老一辈革命诗人致以崇高的敬意。面对今日诗歌所面临的局面,张德坤认为远不能这样悲观,可以写的题材是很多的,诗的时代精神,正需要蕴藏在伟大作品里。诗言志,言了人民大众之志,民族之志;诗抒情,抒了革命之情,正义之情。
最后,张德坤还指出了诗歌的希望所在。他表示,《新国风》早已开始注意到青年诗人的发掘和培养了。他用不容置辩的坚定语气讲到:“在座的大家一定会在未来看到新的,优秀的青年诗人的出现。”
五个主题发言之后,是自由发言时间。与会者们直抒胸臆,表达了自己对于《讲话》精神的理解和对现状的忧思,讨论是热火朝天的,观点更是针砭时弊的。
下午,乌有之乡红色经典艺术团等近十个人民群众演出团体,为本次会议献上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也为本次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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