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央组织部的信

    中共中央组织部，敬爱的党组织：

    我是老红军王泉媛，今日来信，有我今生的唯一请求，恳请党组织：修正我的党龄时间，从目前的“从1949年11月算起”更正为“从1934年5月算起”，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1913年我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有兄弟姐妹4人。

    我从小没有进过学校门，参加革命后，有幸于1934年在瑞金参加了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后，在共产主义马列大学学了五个半月的文化、军事理论，所以能认识一些字，但写字还是有困难的。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又是一个不幸的人，最终还是一个幸运的人。我作为从艰苦卓绝革命斗争风雨中走过来的红军老战士，是党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党给了我在逆境下战胜困难、寻找党的信心和勇气。

    我个人粗线条的经历是：参加红军——全程长征——编入西路军妇女先锋团——血战——续血战——再血战——兵败祁连山——不幸落入敌手——逃脱——归队受阻未成——流落——回到江西老家。

    我今年已经93岁了。70多年前的1930年初春，我还只是一个17岁的小媳妇。那年，从家乡吉安县敖城农民暴动的口号声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共产党”这个词就像一团火种，在我心中萌动、燃烧。我毅然与家人不辞而别，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打江山、闹革命的行列之中。从乡到区，从区到县，从县到省，从省到中央，我都做过一些革命工作。

    1934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我随中央纵队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是随中央纵队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长征刚出发时，我和邓六金、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总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一些首长的夫人在干部修养连，共计有30名女同志。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长征中，在1935年9月的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我听到有些人为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唱赞歌，同时诋毁毛主席主张北上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时，我没有附和，我对康克清大姐说，我不相信毛主席会逃跑，井冈山时期人少、枪少、力量小的时候都不曾逃跑过，红军五次反“围剿”，那么艰难，朱、毛的队伍也没有逃跑，现在克服了千难万险，好不容易走到了阿坝，一、四方面军也会合了，干什么要逃跑呢？康克清大姐一直是了解我、信任我的。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自始至终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女干部共27人。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最杰出的代表。

    由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胁迫，我所在的部队曾三次爬雪山、过草地，最终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长征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奉命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西征。当时，在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基础上，经过严格体检，1300多名红军女战士组成妇女先锋团，我被任命为妇女先锋团团长。

    从1936年10月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我们连续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匪帮作战180多天，大大小小战斗不计其数。山丹、临泽保卫战后，部队弹尽粮绝。根据组织决定，幸存的几百名红军女战士只好化整为零，就地疏散。绵延千里的祁连荒山雪岭，都处在敌人的围困和封锁之中。我们白天不能行动，只能借着夜晚的星光，和敌人周旋，在凛冽的寒风中艰难地跋涉，后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4月被捕。在狱中，我被拷打了几天几夜，备受凌辱和折磨。当时我的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活着要做共产党的人，死了要做共产党的鬼。在历经两年的痛苦煎熬之后，我才得以逃离虎口，1939年3月好不容易到兰州，找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要求早日归队，回到党的怀抱。但他们以脱离部队太久为由说：“上级有规定，离开了队伍一年的可以接收，二年的要调查清楚，三年的就不能接收。”因而没有收留我。我心里非常难过，含着泪水对他们说：“这里不收留我，我不怨你们，只求你们向党组织转达一句话：就说我王泉媛永远是共产党的人。”之后，我走云南、跑贵州、辗转三年，沿途乞讨，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普通农民，最后在泰和县禾市镇刘瓦村安了家。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我被戴上“叛徒”、“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残酷迫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始终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对党的信心，不管心中有多少委屈，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仍然对党一往情深。

    几十年来，我先后几十次口头或书面向各级党组织反映自己的情况，要求恢复党籍，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但限于历史条件和其他种种原因，一直未能遂愿。值得庆幸的是，在敬爱的康克清大姐及曾任中组部部长的王首道等老同志了解了我的情况后，相继对有关部门进行讲话：“王泉媛是位好同志，她受了长达几十年的不公正待遇，这对她是不公平的。这足以证明她对我党我军的一片赤诚。就她的资格、她的资历，提多少要求都不过分，可是她没有提过，尽管家境很穷，可她对党的组织却看得非常重要，希望你们帮助她妥善解决有关问题。”经过各级组织部门几年的调查核实，终于使我苦苦寻求党组织半个多世纪的宿愿得以实现。1989年江西省委组织部67号文件批复：“经研究，报请中央组织部和省委领导同意，按有关文件规定精神，王泉媛同志的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工龄从1930年4月算起。工资定为行政14级，并按套改后计发，从批准之日起执行。离休后，享受副地级干部政治、生活待遇”。看着这份迟来的批复文件，我激动得老泪纵横。盼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啊！我盼白了头发、盼过了古稀之年，党啊，我亲爱的母亲，您没有把您的女儿忘记！

    经历过磨难的人，更懂得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来之不易。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尽力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虽然我在战争年代因遭受敌人的迫害而丧失生育能力，但我在六、七十年代曾先后收养了七名孤儿，把他们一个个抚养成人，使他们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幸福。现在我已93岁了，仍担任着附近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近二十年来，为中小学生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近百场，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也用一颗对党依然滚烫的心告诉下一代：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跟着党走，才会有光明的前途，才能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

    我的简历如下：
    1930年3月，敖城暴动后，17岁的我在家庭的包办下被迫嫁给了一个长工做媳妇。期间，我接触到革命组织，参加革命活动，同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10月到1931年间，我担任指阳区少共区委妇女部长。
    1933年3月至10月，我调任湘赣省委妇女部干事。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我参观了兴国模范县，出席了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1934年1月至6月，我进入共产主义马列大学学习。
    1934年5月，在共产主义马列大学学习时，由尹任贵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7月至9月，我担任少共中央青妇干事、中央妇女部委员。
    1934年10月，我在中央总卫生部妇女工作团工作，随中央纵队出发长征，至1935年6月到达两河口。
    1935年6、7月，张国焘在松潘地带分裂红军，红军主力北上，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阿坝，我们留在两河口后面的这些部队，被迫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西。
    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我担任红西路军总指挥部妇女先锋团团长。
    1937年4月至1939年3月，我和被解散了的妇女先锋团共二十个人被马步青的军队俘虏。
    1939年3月我从马家军队里逃出，到兰州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但未被收留。
    1939年4、5月到1942年3月，我流亡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后回到老家江西吉安。
    1948年8月我与泰和县禾市乡刘瓦村老红军刘高华结了婚。
    1962年朱德委员长、康克清同志接见了我。
    1962年至1981年我一直任家乡敬老院院长。
    1981年底全国妇联邀请赴京参观，我是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
    1985年5月我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年赴北京参加总政治部、民政部召开的全军英模大会。
    1989年在中央、省委的重视下，落实了对我的政策，享受副地级待遇，安排到县城老干部住宅区安度晚年，并先后几次赴京参加关心下一代代表会议，国庆四十周年观礼等。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等有关部门向我颁发了奖励证书、证件。
    90年代至今，虽然我年岁已高，但仍然不时接受各级记者的专访和邀请，到各地作革命传统报告，例如：2000年在韶山举行的全国首届“火炬引导我前进”青少年夏令营活动，我代表革命老前辈，在毛主席的铜像下，为这次青少年夏令营活动点燃了第一把火；2001年到中央电视台参加“半边天”栏目纪念建党80周年“我的路”节目专访；2004年10月凤凰卫视“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节目专访等。
    我的故事先后被收录在：
    《磨难——西路军女红军团长的传奇》，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王霞著
    《长征中的女红军》，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北京第一版，马宏伟、张铁志编著，第255页（九死一生的传奇女团长  王泉媛）
    《红军长征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3月第二版，第127页（有中央红军30名女红军的名单和我的故事）
    《西路军血铸丰碑》，甘肃人民出版社，郭梦林著，2002年8月第一版，第184页（原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知情者访谈录）
    《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上、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上册第135页（王泉媛：九死一生女团长）
    《女兵列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第三集，96页（一个老红军女战士的回忆）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董汉河著，2001年6月北京第二版，第13页（第二章 被俘的妇女先锋团女团长）
    《西征蒙难的红军女团长——王泉媛传奇》，中国工人出版社，童顺崎著，2003年5月第一版
    《退休生活》杂志，2001年第三期，第4页，《忠诚——近访原红军女团长  王泉媛大姐》，本刊记者张会群 卢火红采访
    我今年已93岁了，作为当年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目前仍健在的几名女红军之一，我现在唯一的心愿是：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请求中央组织部、江西省委组织部、吉安市委组织部、泰和县委组织部和《华西都市报》、《潇湘晨报》等全国九家新闻媒体共同组织的“长征之路.心愿之旅”系列报道栏目帮助，修正我的党龄时间，从目前的“从1949年11月算起”更正为“从1934年5月算起”，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这一生是跟党走的一生，不图名利、地位，只恳请党组织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尽快更正我的党龄时间。
    这是我在有生之年向党组织提出的唯一请求，如能实现，我死也瞑目了。
  
    口述人：王泉媛
    执笔、整理：我的干女儿——叶开敏
    通信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大石东路17号附1号院   邮编：610071
 
    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   王泉媛
    2006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