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西方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工业器材进不来，出口货物普遍被压价。耕涛同志强调要知己知彼，说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是不肯轻易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我们的方针就是：“整顿内部，组织起来，统一步调，一致对外。”财委领导成立了对外贸易研究会，组织公、私贸易商成立了15个出口专业组和7个进口专业组。经过一年的努力，冲破了封锁，经营额比1949年增加了近4倍。

　　1953年，身兼天津市体委主任的耕涛同志提出设想：要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在天津每个区都要有室内外运动场和游泳池。这个设想到 “文革”前基本实现。耕涛同志还提议将原私营东亚毛呢厂的存麻地征公，建一座可容5千多人的体育馆。经批准，于1954至１９56年建起了继北京之后全国第二大运动馆——天津体育馆。

　　1951年10月，耕涛同志为主要组织者的华北物资交流大会在天津举行，他指挥若定的工作能力获得毛泽东主席赏识。此后毛主席每次来天津视察，都有耕涛同志陪伴左右，还曾留下一段段佳话。

　　三年困难时期，耕涛同志患了严重肝炎，利用养病的时间，他和剧作家一起修改剧本，组织排练。1960年毛主席来天津视察，在干部俱乐部观看小百花剧团的演出，耕涛同志怕肝炎菌传染给毛主席，不敢去陪毛主席看戏，戴着口罩在一旁没露面。开演后，毛主席要对台上所演《荀灌娘》的细节提意见，发觉一手创建小百花剧团的李耕涛市长没在身边，派人去找，耕涛同志这才向毛主席座位走去。

　　耕涛同志如此悉心，完全是出于对领袖的关心和爱护。但几年后爆发的“文革”，造反派以此为口实，硬说耕涛同志反对毛主席，并对耕涛同志进行揪斗。冤哉。耕涛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迫害，被逼带病到“干校”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手握权柄的负责人几次动员他回老家“养老”，耕涛同志说阜平家里已无人，他申请到玉田煤矿去挖煤，为解决天津燃煤所需干些实事，但遭到拒绝。

　　耕涛同志在“干校”劳动时突患脑栓塞，以“走资派”身份被送到医院，病情日益严重，一直卧床失语。一年后，由于毛主席的关心才使耕涛同志的治疗条件得到改善，但为时已晚。耕涛同志于1974年8月6日逝于医院的病榻上，终年62岁。中共天津市委、河北省委、中国人民解放军4688部队和天津警备区于8月14日在烈士陵园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革命功臣、公仆典范李耕涛同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有机会面对面聆听耕涛同志的讲话和教诲，他坚定的政治立场、乐观的革命人生观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在我们的脑际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至今记忆犹新，当年耕涛同志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如在眼前。今天是耕涛同志百岁诞辰，特撰文聊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