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鼎所铭 为国建功勋

　　李耕涛同志,河北省阜平县人。生于1912年12月21日，1929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37年转为共产党党员。抗战爆发前，在徐水县乡村师范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七·七事变后，党组织安排耕涛同志先在曲阳县任县长，翌年任冀中行署副主任，与行署主任吕正操搭档，1940年至1943年任一分区专员公署专员。

　　耕涛同志25岁当县长，26岁当行署主任，从青年时代就显示出聪明才干和卓越的组织能力。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对抗日根据地不断进攻和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每次连续两三个月，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极大破坏。在残酷的环境里，耕涛同志经常到各游击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有时一个晚上就发动七八万群众，把敌人的封锁沟、封锁线、封锁点统统破坏。耕涛同志因地制宜，一方面配合军队参与扒铁道、拆高压线等对敌武装斗争，一方面采取灵活的方式，做争取伪军的工作。他知道冀中群众爱好梆子腔，就组织一些会唱梆子的年轻人，趁黑夜沿着封锁沟钻到汉奸的炮楼底下，手举大喇叭对着炮楼里的伪军唱梆子腔，以此唤起伪军的思乡之情，并作政治宣传，劝伪军放下武器，不要当汉奸，不要给日本鬼子干事。伪军听了，下乡讨伐时再也不敢祸害老乡。

　　在战争年代，解决部队吃饭的问题是首要工作。每年秋收后，解放区都要征收公粮。征多少，如何完成，征到大批粮食如何储存，以确保部队和党政机关一年不至于挨饿，同时，还要对付敌人的扫荡和抢粮。耕涛同志搞了直接征收制，提出：“有粮出粮，粮多多出，粮少少出。”经过统筹计划和精心安排，他与干部、群众一起征粮、拉粮、护粮、存粮，一切井然有序，年年出色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行署主任吕正操这样评价：“用的是很得力的干部，像李耕涛等把交公粮的问题安排得非常好。这是保证群众的积极性和持久性的必要措施。”聂荣臻司令员到一分区视察，看到军队、干部、老百姓不仅吃得上饭，还储存有相当一部分粮食，很满意，他表扬了负责这项工作的耕涛同志。

　　当年，日寇对抗日根据地不断进攻和扫荡，在艰苦的形势下，地委、专署和工、农、青、妇等领导机关大部分干部都分散到了各地，只有少数几个领导成员带领一个极其精干的机关，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转移。年轻的耕涛专员，在地委统一领导下，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敌斗争，在领导生产和处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关系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圆满地完成党和人民所交付的一项又一项重任。

　　耕涛同志性格开朗、豁达，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如何险恶，他总是朝气蓬勃，乐观向上，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的人生观从不动摇。当年在一分区任司令员兼地委书记的杨成武同志，多年后还记得，一次耕涛同志对他说：“我们家乡阜平，是个穷县，山地多，种有许多枣树，群众只有吃枣子面，生活艰苦。抗战胜利后，在全国夺了政权，我一定要把阜平建设好，让县里村村通公路，户户点电灯。大沙河水少，要兴修水利进行改造，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在那样艰苦的年代，他心里装的是家乡父老，奋斗的目标是赶走贫困。

　　耕涛同志思想豁达大度，民主作风好，责己严而待人宽，党性强，不搞邪门歪道，从来不整人，所以上下左右关系都好。在中央决定各解放区实行一元化领导后，政府由耕涛同志分工负责。他对地委和军队领导干部十分尊重，关系融洽，处理政府与军队的关系，能从大局出发，注意加强团结，对于统一分区党、政、军、民的步伐，在“一切服从战争”的总原则下，粉碎日寇扫荡,起了很好作用。

　　抗日战争年代担任冀中行署主任的吕正操，一分区司令员兼地委书记的杨成武，副书记王国权等老将军，当年都曾和耕涛同志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一起配合工作，这些同甘共苦过的老战友，众口一词称赞耕涛同志“政治敏锐，思想开朗，精明强干，工作扎实、泼辣，作风平易近人，有理想、有干劲，又风趣，才能是多方面的。”耕涛同志在干群中均有良好口碑。

　　耕涛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卓越才能，也曾引起外国记者的关注，当年美国的《时代周刊》曾以《1940年河北的领导人李耕涛》为题，对这位时任冀中行署的副主任作过报道。

    敞开胸襟 统战见成效

　　耕涛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统战工作的成绩也是有口皆碑。总结他做统战工作的经验，一是坚持党性原则，二是坚持实事求是。这二者的核心是以坦诚相待，表里如一为原则。

　　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并在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地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的易县，有一位开明士绅卢某，系清朝举人，在当地很有影响，耕涛同志作为负责统战工作的专署专员，毫不犹豫地安排他为边区参议会议员。还安排当地的一位名医任分区卫生部副部长。他们在党的教育下，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后加入了共产党，抗日期间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涞源县有个大地主卢某，在当地势力很大，他支持抗日斗争，边区政府把他列为统战对象。他经常到专署找专员李耕涛谈话，李专员借机宣传共产党统一抗战的政策。不久后边区政府实行“二五”减租，卢某不放心，把思想顾虑讲了出来。李专员耐心开导他：“既抗日，就要减租。不减租,群众发动不起来，抗日就没有力量。自己的小局要服从抗日的大局。”卢某认为专员的态度实在、真诚，于是主动减租，为当地推行“二五”减租带了个好头。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工作的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为充实对天津这座工商大城市的领导力量，同年6月，黄敬市长点名把耕涛同志调到天津，负责全市的财经工作，不久后升任副市长、市长兼市委书记处书记。

　　天津是共产党在关内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除要做好接收工作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争取、团结、教育工作也很重要，工作做得好坏，对今后解放全国各大城市都有重大影响。耕涛同志在与民族工商业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既坚持党性原则，坚定共产党员的立场，又以诚相待，决不掺杂个人因素。民族工商业者毕鸣岐，自打耕涛同志调入天津工作，思想上、生产上他都曾得到耕涛同志真诚关心和帮助，他对耕涛同志从心里感激，总希望能有表示的机会。1949年10月，意大利参议员、意共中央委员斯巴诺由京乘车抵津访问，黄敬、李耕涛、刘秀峰、黄松龄等天津市主要领导人赴车站欢迎。在市政府举行的招待晚宴上，毕鸣岐见李耕涛竟然连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他对共产党高级干部生活如此简朴，除了敬佩，还产生了几分感慨。此后不久他从美国、香港公干归来，通过耕涛同志的秘书，送给耕涛同志一身衣料，以备接见外宾时穿。耕涛同志坚决予以制止。他推心置腹地对毕鸣岐说，我是按照党的政策做工作，这不是我们私人间的事。你送东西给我，不是把党的事业变成我个人的私事了吗？毕鸣岐深为感动，从灵魂深处加深了对共产党的理解，行动上更加靠拢共产党，后来他当选为副市长。

    克己奉公 以身作表率

　　耕涛同志刚到天津工作时，新中国尚未建立，解放战争还在继续，政府接收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面临的困难十分严峻。那时的财经委员会，领导全市的工业、商业、财政、税务、金融、城建等多条战线，称得上是天津的半边天。这样的工商业大城市百废待兴，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都需要及时解决。在严峻的困难面前，耕涛同志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

　　从战争到和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到新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经济，在这样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形势下,耕涛同志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四面八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总方针指导下，高度重视在国有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在私营企业内部协调劳资关系，从而调动了公私企业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从宏观方面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成为那时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首要前提。耕涛同志明确提出，财委的中心任务是狠抓稳定市场物价，调节与联系公私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安排好进出口、统一税收标准、改进生产制度和救济失业以及开展节约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他鼓励政府部门的干部到下面了解实际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照顾好基本群众的利益。1949年10月，天津市场的棉布售价出现波动，基本群众的生活受到影响。耕涛同志亲自到一些棉纺厂搞调查，计算棉布生产的成本，结论是每匹棉布成本合棉23斤，每件纱合棉610斤，按此标准计算纱布成本加利润的合理价格，在原料的分配供给上优先照顾生产厂的急需，采取政府定点加工的方式，一方面果断采取紧急措施，确保棉布生产，一方面在全市设立六十多个纱布代销店，由政府统购、限价出售，既安定了人民生活，又稳定了生产。市民群众反映说：“从前的棉布买卖，私商得了利，现在政府开零售店直接供给群众，市民得到了实惠。”

　　这一事例坚定了耕涛同志的指导思想：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大的要统，小的要放；大的要管，小的要活，前提是安定人民生活。从宏观方面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市场物价不稳定，不利于生产和生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要求各地政府为支援全国解放，必须保证军需的财政开支。1950年1月，财政部发行胜利公债，在全国开展认购公债的爱国运动。1月15日，天津市召开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推销公债的议案，推举财委副主任李耕涛兼任推销委员会主任。耕涛同志把这项光荣而又相当艰巨的任务当作全力以赴的工作重心，当即组织几千个推销公债的工作小组，深入到全市各行各业，他在动员会上向人民群众解释说：“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祖国正处在恢复发展经济的时期，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响应政府号召，以暂时的个人困难换取将来远大的幸福。”他首先发动市委的机关干部自报公议认购公债，耕涛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将个人三个月的津贴费全部购买了公债。领导干部作表率，有效地推动了全市认购公债的爱国行动。据当年《天津日报》报道：全市不仅顺利完成了预定的七百三十万份任务，而且超出三十万九千零二十二份！

　　新中国建立前后，天津市的经济恢复得比较快，在工商企业的接管、财经统一、稳定物价、保障供应、企业的民主改革和技术改革，特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都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耕涛同志从实际出发果敢决策是分不开的。

    创办职校 育各路良才

　　耕涛同志在担任市级领导期间，特别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关心为解决特殊行业急需接班人而开办的中等职业学校，有的放矢，对口培养，有效地缓解了某些行业后继乏人的难题。

　　1950年，为解决财经干部不足的难题，经黄敬市长同意，率先创办了速成班性质的财经学校，招收高中毕业学生，学期一年，免收学费，凡经济困难的工农及技术工人入校，从助学金上尽量予以照顾。耕涛同志兼任校长，但他不是只挂个名，从人事安排、课程设置到教学进度，他事事躬亲。第一届高级班的42名毕业生，由市财经委员会统一分配工作。为毕业同学举行的欢送会，李耕涛校长亲临讲话，号召全体毕业同学服从工作的需要，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贡献给新中国，贡献给人民。

　　1954年天津第一届人代会期间，韩俊卿和银达子两位老艺人以市人民代表的身份，联名递交创建戏曲学校的提案，以解决天津戏曲队伍后继乏人的危机。会后，主持全面工作的李耕涛副市长亲临河北梆子剧团考察，得知天津河北梆子剧团38位老艺人，平均年龄52岁，根本没有后备力量的现状；又召集文化局负责同志汇报全市戏曲团体队伍情况，经过实地调研论证,感觉到天津是北方戏曲的重要发祥地，在全国剧坛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而梆子、评戏的艺人队伍严重老化，为推动戏曲艺术的发展，培养新型戏曲接班人，天津应该创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1954年11月4日，李副市长在市政府召开的第30次联合办公会议上，批准建立天津市戏曲学校的提案，决定拨给文化局建设专款贰拾伍亿元（旧币，相当于新币25万元），要求同年年底之前动工。天津市戏曲学校从1956年招生入学，到如今已然过去半个多世纪，历年来所培养的数以千计毕业生，很多人成为享誉全国的艺术家，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抚今忆昔，老市长李耕涛功不可没。

　　1958年，在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李耕涛鼎力支持下创建的天津广播函授大学，是我国第一所以广播、函授为主要手段进行教学的远距离开放教育的高等学校，第一任校长由耕涛同志兼任。天津电大建成后，始终坚持走开放办学之路，以大专教育为主，同时举办专升本、注册视听生、开放教育试点等多种形式的学历教育，以及各级各类非学历教育。1979年，随着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普遍建立，正式更名为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历年来它所培养的数万名本、专科毕业生，为天津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耕涛同志从青年时代就提倡体育运动，1958年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他又兼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和体委主任。工作中，他感觉到河北省和天津市的体育师资、竞技体育和体育管理人才都很匮乏，在当时的形势下，需要发展体育教育事业，河北省和天津市有必要成立一所体育学院，改善华北地区的现状。经向国家体委、教育部申报并获得批准，1958年8月，在河北省省会正式建立天津体育学院，首任院长由耕涛同志兼任。

　　在耕涛同志具体规划下，天津体育学院建立后主要承担为华北地区培养体育师资的任务。学校汇集了一批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相继有42人18项97次打破全国记录。学校的摔跤、女子跳水、游泳、男子篮球、棒球等运动项目的成绩位居国内前列。在第一届全运会上，夺得古典式、自由式、中国式三项摔跤冠军。

    平生德义 公仆人称颂

　　耕涛同志身居要职，始终朝气蓬勃，立党为公，以身垂范，为广大干部群众树立了良好的公仆形象。

　　1958年冬天，全市人民轰轰烈烈投入海河建闸工程中，身为市长的耕涛同志连续多日一直坚守在工地第一线现场指挥。他和民工一起抬大筐挖河泥，浑身上下溅满了泥浆，记者拍下耕涛同志挽着裤腿在工地上掘土抬筐的照片，完好保存在当年出版的《天津日报》上。

　　1958年9月5日，全国第一届全运会筹委会成立，贺龙元帅为主任，耕涛同志为主席团成员。筹备期间，身兼天津体委主任的耕涛同志，经常深入到体育场馆了解运动员备战情况。一天，耕涛同志正在和篮球队员们研究快、准的投篮技术，看到《天津日报》体育版编辑兼记者勾真正举着相机为他拍照，耕涛同志诚恳地指着运动员说：“不要拍我，要多拍他们。”休息的时候耕涛同志让人把勾真找来，亲切地跟他长谈，得知勾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就在报社任专职体育版的老记者，便鼓励他不仅要当好体育的宣传员，还要当好体育的评论员，引导读者从看热闹到看门道，这样更有利于普及体育。

　　耕涛同志作领导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而敢于负责。1958年6月，市委宣传部筹备创建年产能力为20部影片的天津电影制片厂，向市政府申请经费，耕涛同志亲笔批了25万美元，用于购置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设置。财政部门认为天津建电影厂八字没一撇就投资，李市长也太大手大脚了。耕涛同志不以为然，他说：“要叫马儿跑，又不给够草，你让他怎么干？不干则罢，要干就要像样。”

　　耕涛同志多才多艺，不光热爱篮球、乒乓球和骑马，还懂戏剧，能编写剧本，同时酷爱书法。常临写毛主席字体和岳父濮良至所赠玉烟堂帖。1958年天津市委宣传部创办《支部生活》月刊，封面题签就出自耕涛同志手笔。直到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支部生活》一直使用的是这个封面。红桥区烈士陵园，初建于1949年3月，当年名称天津县北辛庄烈士陵园，是为纪念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500名营以下指战员而建。园内纪念碑上的碑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解放战争纪念碑”，背面碑文“永垂不朽”，也是请李耕涛市长题写，耕涛同志欣然答应，于1958年10月重建时刻在纪念碑上。

　　像耕涛同志这样从艰苦的战争年代培养出来的党内知识分子，人才十分难得。耕涛同志工作起来之所以思路开阔，效率高，无不得益于全面的文化素养。

　　耕涛同志资历老地位高，对待机关干部和一般群众却从来不摆架子，待人特别谦和、友善。人们用官衔称呼他，他不让，他一再强调称呼耕涛同志最亲切。他身边的老同志或青年干部，从他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能感受到他对人的真诚与尊重。当年的天津小百花剧团，是国家文化部评定的模范剧团，演员、乐队平均年龄不足20岁，耕涛同志出于对年轻人关心，一再要求他们不准吸烟。而他每次到小百花剧团指导工作，在和舞美队的成年人谈话时，总是像对待彼此不分的老朋友那样，掏出自己吸的香烟，一支一支递给他们抽。他对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韩俊卿，无论是当面或背后必称韩大姐，其实他比韩俊卿年长三岁。

    鞠躬尽瘁 青史永留名

　　耕涛同志为党的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却从不居功自傲，一向谦虚谨慎，坦然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