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功过是非，终究是颠倒不了的。”这是32年前，仲勋同志在怀念贾拓夫同志的文章中写下的第一句话。在纪念贾拓夫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重温了当年仲勋等同志的这篇怀念文章，更觉得这句话意味深长。这不仅显示出老一辈革命家们博大的胸怀，也显示出他们对历史和未来的坚定信念。

    贾拓夫同志一生充满传奇，他是参与创建陕甘根据地的老同志，又是陕甘老同志中唯一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仲勋说过，拓夫这人实事求是，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比较客观地汇报了陕甘苏区红军和干部的情况。对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最后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刘志丹和仲勋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诬陷，先后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还有的同志被捕不久即被杀害。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听到边区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映，立即派贾拓夫协同李维汉、王首道、刘向三等同志一起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调查研究，弄清真相，着手纠正这一重大错案。党中央到达瓦窑堡后，肯定了他们的平反意见，立即释放被捕的同志，恢复了这些同志的工作。作为熟悉西北情况，又熟悉中央情况的一位老同志，贾拓夫在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后，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开展统战工作方面很有建树。

    在陕甘根据地走出来的老同志中，贾拓夫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都是出类拔萃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央指派他去做经济工作，由于他的刻苦钻研和善于调查研究，使他很快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深得毛泽东、张闻天和陈云同志的赞赏。仲勋曾经回忆说，1942年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其中许多资料是拓夫同志提供的。

    1942年成立的西北财经办事处，是统筹整个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机构。1945年10月，陈云同志去东北，贾拓夫接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为陕甘宁边区、晋西北边区军民战胜国民党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夺取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7年3月，西北财经办事处随西北局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5月，又迁回延安，在王家坪办公。这期间，贾拓夫与仲勋朝夕相处，密切合作。他们还一同参加了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小河会议与杨家沟会议。这两次会议都是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特别是1947年12月召开的杨家沟会议，仲勋同志代表西北局针对当时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如残酷斗争地主，损害中农利益等错误做法，向中央进言，毛泽东听取了仲勋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写进了任弼时主持起草的会议文件。仲勋同志代表西北局提出的这些意见，也得到了拓夫同志的支持。

    在1949年2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及晋绥行署代表联席会议上，西北财经办事处改组为西北财经分会，贺龙为主任，贾拓夫为副主任，习仲勋、刘景范等10人兼任委员。同年6月，西北财经分会迁驻西安，拓夫担任了解放后西安第一任市委书记。

    195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撤销，仲勋和贾拓夫同志都调往北京工作。仲勋先后在中宣部和国务院工作，而拓夫始终都在从事工业与财经工作。仲勋不止一次谈起拓夫同志的才干，他说毛泽东的重要文章《论十大关系》，就吸收了拓夫的不少见解。

    更为可贵的是，在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中，拓夫同志和仲勋都保持了难得的清醒。拓夫因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与执行中，坚决反对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被视为“右倾保守”，仲勋则在国务院任秘书长领导秘书厅的信访工作中较早发现了浮夸风带来的危害，多次对“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受到一些人责难。他们二人都是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万言书”受到错误批判时，他们都因为没有发言高调批判彭德怀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这件事也为他们后来分别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和“习贾刘反党集团”种下了祸根。

    庐山会议后，贾拓夫被打成“右倾分子”撤销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职务，下放基层劳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康生为了打击所谓的“西北山头”，先后捏造出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贾拓夫再次受到迫害。而仲勋同志也从此被停职审查，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文革”中，拓夫和仲勋都惨遭迫害。仲勋历经磨难总算是等到了云开日出的那一天，而贾拓夫同志却在1967年5月惨死于北京郊区的一个小树林中。

    即使身处逆境，仲勋也一直惦记着贾拓夫一家人的下落和安危。当他解除监禁第二次下放洛阳，就向我们一一打听当年老战友的情况。当他得知拓夫惨死的消息，悲愤不已，心情久久难以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