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回忆说：“我与恩来同志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

    两人上车后发现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聊天，原来这是跟踪的日本特务。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没有名片，于是装着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住进长春的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夫妇二人回家了。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他们担心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两人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三弟陪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　

    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人士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又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

    1985年，邓颖超回忆，“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地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

    代表们到哈尔滨时，每人都带了一根折断的火柴棍，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这是用来到马车店接头的物证。张国焘提醒其他代表，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尽量不说话，一切由当地工作人员出面。每个代表离开哈尔滨时，携带一个号码牌。在满洲里下车后，根据手中号码找到带号的马车，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随即向中苏边境奔去。到达边境，夜幕已经降临。对守卫边境士兵巡逻路线摸得非常清楚的马车夫，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驶入一条荒芜的土道，两侧是广袤的草地。神秘的旅客换乘火车，7天后到达莫斯科，再用马车来到开会的地方。在哈尔滨从事地下斗争的杨之华带领女儿完成护送代表的任务后，最后到满洲里出境。

    现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的哈尔滨画院，就是秘密接待站旧址。外墙立面上有一块白色大理石标识牌，上面写着：“1928年，中共哈尔滨县委在此处接待并护送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周恩来、夏曦等40多位代表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根据绥芬河博物馆馆长于观春介绍，许多代表由哈尔滨到达绥芬河后，由地下交通站安排与一个俄国铁路工人接头，并在他的家中休息吃饭，晚上带路出境，翻山涉水，要走很长时间，第二天早晨才到达苏联境内的约定地点。

    各路代表分头出境，经历千辛万苦，最后到达莫斯科。

    6月12日，斯大林接见了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等人。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在《我的中国缘分》一书中谈到当年斯大林接见中共六大代表的情况。会见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最关键时刻斯大林把速记员都打发走了。斯大林和中国同志长时间地讨论了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发展规律。

    6月18日，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开幕。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7人为政治局委员，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

    会议闭幕后，代表回国的路线却发生明显变化。有史料说，周恩来与邓颖超乘坐轮船从欧洲回到上海。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不然。从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的要从绥芬河回国，从绥芬河进入苏联境内的要从满洲里回国，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绥芬河博物馆馆长于观春分析，这是为了避免重复经过一个地方引起敌人的注意，于是取道几千里以外中东铁路的另一端。

    周恩来与邓颖超、李立三等四人一同来到绥芬河。一个雨天，一名白俄交通员赶着一辆拉饲草的马车掩护，四人藏在饲草里，在安全到达绥芬河后住进铁路公寓，后又经火车转移。

    楚图南回忆，代表回来时，通过绥芬河昼伏夜行，路上又逢大雨，衣服都淋湿了，捆在裤带里的文件也都湿了。周恩来路经哈尔滨时，住在天津南开同学吴玉如家里几天，进行休整和烘干文件。

    在哈尔滨的几天里，楚图南汇报国内情形，把鲁迅渴望与共产党交朋友的来信内容说了一遍。周恩来认为应该团结、争取鲁迅，为革命斗争服务。由此可见，这条“红色丝绸之路”还为鲁迅与党的联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赵毅敏和妻子凌沙同志在绥芬河开了一家双合盛杂货铺，以此为掩护。许多同志在苏联穿的都是西装，需要背一批中国衣服过来，在过境回国时给大家换穿。于是赵毅敏和一位来自上海的工人党员一同过境，将绥芬河地下交通站搞到的中国衣服装在麻袋里，再步行背过国境。冬天积雪很深，背着东西在雪里跋涉极为艰难，累出一身汗，风一吹冷得难受。

    罗章龙夜渡绥芬河曾赋诗纪行：“紫霞垂野暮山焚，皂帽桦鞋夕进军。午夜星繁风正急，衔枚疾走渡绥芬。”

    中共六大代表们为了革命信仰，万里迢迢，几乎人人都遇到过特务、警察的盘查。但是他们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像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播撒马列主义的火种。

    1937年4月以后，由于叛徒出卖，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的交通站大都被破坏，地下交通员大多被捕和遭到杀害，国际交通工作被迫中断。绝大多数交通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组织的机密。幸存下来的同志继续战斗，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红色交通线继续发挥作用。1948年9月初,李鹏、邹家华等人经由满洲里赴莫斯科学习;1949年12月,毛泽东乘火车经满洲里首次出访苏联,往返均在满洲里留下了足迹。

    而今，无论是满洲里还是绥芬河，无论大连还是哈尔滨，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东北亚各国的人们在和平友好的氛围中，互通有无，交流沟通，红色通道正在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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