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词人是薛驹：浙江省委原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现居杭州。
提要 抗战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中共直接领导进行的越剧演出体制、编剧、导演、剧目、唱腔、表演等方面革新的尝试运动，改造成为中心政治任务——抗日战争服务的文化武器，对推动江浙沪抗战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产生不可磨灭的作用，对根据地革命文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对现代百年越剧的成长有着质的飞跃，向我们昭示：党的领导和推动是根据地越剧革新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为抗战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重视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建设先进文化，服务时代的正确方向是党领导越剧成功革新的重要经验。
关键词 党的领导 浙东抗战文化 越剧革新 历史贡献
越剧，又称“的笃戏”、“小歌板”，“绍兴文戏”，发源于嵊县，流传于浙江、上海、江苏等全国十六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发源地嵊县属绍兴，绍兴为古越都城，20世纪20年代后期改为“越剧”。是一种流传浙东为中心的地方戏，其本质是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融合了音乐、绘画、诗歌、戏剧、舞蹈和装饰美的综合性艺术。最初从嵊县一带落地唱书、“吟嘎调”演变而来，自上世纪初的1906年在嵊县东王村首次登上乡村舞台后，经历了1917年男班“绍兴文戏”、1923年女子“绍兴文戏”，1942年袁雪芬在上海大来剧场倡导越剧改革，打出“新越剧”旗帜，并于1945年3月与范瑞娟为首成立雪声剧团，至1946年5月首次演出现代戏《祥林嫂》；自越剧产生发展以后，特别在抗战前的江浙两省的通邑都有专门唱演的“的笃戏”舞台，在乡间有流动唱演的“的笃班”，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基础。
一、根据地越剧改革的起因
抗战时期，抗战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过程中，组织、动员群众的一个有力抓手。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江浙沪抗战文艺运动波澜壮阔，以女子越剧为代表的名伶、名剧团草台越剧班子大部分集中于国统区的上海，正在那里繁荣、发展。但越剧“娘家”的浙江各地，却有更多的越剧团体演出于群众之中。当40年代初叶，上海在进行越剧改革时候，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四明山，进行了一场对旧越剧的剧目、唱腔、表演等方面革新的尝试运动。这场革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第一次真正把现代革命越剧搬上艺术舞台，她对于浙东抗日根据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对现代越剧的成长有着质的飞跃。
首先，浙东抗战初期，一批艺人自演抗日戏奠定革新基础。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一批从沪、杭、、嘉、甬大城市返乡的民间艺人，在家乡演出抗日戏，在浙东由我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政工队领导的宣传队、剧团等，开展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1938年8月，返乡避难的许多越剧演员，在嵊县办起了“嵊剧艺伶训练班”，排演历史戏《卧薪尝胆》，一度对抗日宣传起到积极作用；1939年春，余姚县北部坎墩、浒山一带，由政工队组织参与演出“鹦歌戏”（余姚滩簧），在三北地区、上虞北部上演活报剧《捉汉奸》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戏，宣传抗日。1940年前后，活跃于四明山区大岚乡、嵊县一带的“高升舞台”， 举行抗战义演大会串，全体艺员日夜开演拿手杰作，服装新颖，腔调文明，布景精雅。在浙东大城市的宁波，越剧艺人出于对日寇侵华的愤恨，在宁波纷纷上演抗日宣传戏，结合女子越剧革新发展，如1939年赵瑞花班编演了《许鹏飞杀敌记》，1940年叶彩金班编演了《好汉活捉东洋鬼》等，鼓舞了人民大众抗战到底的决心。1941年5月宁波天然舞台(剧场)提出了“布景美术化、唱句改良化、演出潮流化、化装现代化”的口号，其间徐玉兰在宁波还演出宣扬爱国主义、歌颂民族英雄的剧目《生死恨》、《还我河山》等，曾遭到日伪军、地痞、流氓的欺压。在省城杭州的市东剧场、国华戏院、中央大戏院、新新娱乐场、日新商场娱乐场等演出场所，几乎都被越剧占领。还有许多戏班流动到农村、海岛演出，有的组成小型班子，为避战乱和求生存，深入到各边远山区演唱。蓬勃发展的浙东乡间抗战越剧戏，一支支乡间流动演出抗日爱国“的笃班”，为浙东抗日根据地越剧革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社会组织基础。
其次，利用传统“的笃戏”优势，引导全民抗战实施越剧革新运动。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由中共领导活跃在上海市郊的“淞沪抗日游击队”，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大决策精神，横渡杭州湾到达浙东，开辟了以余姚梁弄为指挥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1943年在余姚县梁弄建立了民主政权——浙东行政公署和各级政府。在浙东文教会议上，浙东区党委提出了“社会教育重于学校教育”的新方针。“社会教育”指对群众的宣传，宣传的方式则强调改革、利用民间艺术，尤其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越剧，四明山区当地仍用习惯的名称“的笃班”。
浙东四明山根据地所在的几个县，正是越剧越剧的发源地和最流行的地区，流动的越剧戏班很多。 “三五支队”的战士，大多是上海和这一带地方的人，也爱看、爱唱越剧。但是旧戏班演出的几乎都是没有经过整理的传统老戏，其中有不少糟粕，与抗日无关。当时领导浙东文化工作的机关是浙东行署文教处，处长黄源、楼适夷都是30年代的左翼作家，曾与鲁迅交往密切。为利用民间艺术，推动抗战宣传，扩大解放区，浙东抗日根据地在余姚县梁弄镇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吸收了一批知识青年，用文艺形式进行抗日宣传，但写出来的东西不如“的笃戏”受群众欢迎。1943年，文教处作出决定，成立“浙东行政公署社会教育工作队”(简称“社教队”)，其主要任务是以革新“的笃戏”为重点，编演几个较大型、较完整的剧目经常轮回演出，以鼓舞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同时收集、整理一些民间艺术，丰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再次，利用演抗战戏“的笃班”舞台，改造成为新型战地越剧团。浙东抗日根据地区域面积很大，两支“社教队”难以满足人们的文化要求。当地众多的旧戏班，仍然吸引了大量群众。如何把民间艺人和民间戏班争取过来加以改造，将会增添一支很大的力量。为摸索出经验，根据地领导决定先从一个戏班着手。选中了流行于大岚乡的越剧戏班“高升舞台”，这个戏班在根据地演出时间较长，对新四军、共产党有一定认识，角色行当较齐全。1944年11月，他们被吸收为“社教队”的一个队，其中有老生钱文月、小丑竹芳笙、鼓板裘方苗等；在另一方面，把散落在嵊（嵊县）、新（新昌）、奉（奉化）、鄞（鄞县）地区的民间著名老艺人，如钱天红夫妇、李爱玉、裘君玉等吸收进来。浙东行署文教处将高岗和从鲁艺华中分院音乐系毕业的王斯苇调往“高升舞台”，与艺人同吃同住，启发他们的觉悟。经过斗争实践锻炼，金桂芳、竹芳笙等几名艺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文艺宣传的中坚力量。
同时，“社教队”在改造“的笃班”舞台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原则。曾经运用三种方式：第一种和民间艺人合串演出历史剧。以社教职工队男女演员和民间艺人共同合编历史剧，如合编新戏《文天祥》，运用了民间艺术形式演出历史剧目，用历史题材对观众进行气节教育；第二种新编抗战宣传戏。方式是在民间艺术演出时，利用现成的舞台、观众、场所，配合抗战战时文化演出新内容的短戏、新编的抗日时政新闻。这种方式的好处，除对群众进行教育外，在改造的笃戏的意义上，也改造了民间艺人。据抗战时期的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记载：唱演了几十年戏的民间艺人曾经这样说：群众对新编戏感到极大兴趣，说老戏看了不爽快。阮家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婆这样评价新戏：上海、宁波的戏我都看饱了，现在就只要看你们的戏。第三由社教队收集材料编成本事（故事大纲）。这种方式是收效最大的一种，召集民间艺人讲解剧情，由他们自己编戏、分场、派角色。在“串戏”时间，由社教队队员协助，运用这个方式排演了两个剧，一个是表现鄞西民主区长徐婴同志在郭青白种种威胁利诱下不屈不挠，最后壮烈牺牲的新剧《赤胆忠心》。一个是表现中共党员女乡长陈晓云在自卫战争中为人民服务，终于被捕牺牲的新编剧，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上述三种方式的改造，使民间越剧成为革命文化的号角。
二、根据地越剧改革的过程
从1943年到1945年，四明山根据地对越剧的革新，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越剧改造，以崭新的革命姿态活跃在抗日前哨。在改革过程中，坚持三入手：
首先，组织加入，坚持党的领导。根据地的越剧改革的特点是：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指导思想明确，就是要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的笃戏”改造成为中心政治任务——抗日战争服务的文化武器。“社教队”由周丹虹(伊兵)为党支部书记兼指导员，高岗(韩秉三)为队长，统一领导越剧革新运动。“社教队”的成员，一部分是部队中喜爱家乡戏的嵊县、新昌、余姚、上虞籍的战士，一部分是从四明山鲁迅艺术学院抽调的年轻知识分子，还从嵊县招聘了金桂芳等男班艺人入伍，打破了女子唱演的传统。不久，四明专署也成立了性质、任务类似的“社教队”，由专署文教科长商白苇为指导员，胡野擒为队长。1945年6月，为适应大反攻的形势，浙东行署将“社教队”改组为“鲁迅文工团”，由黄源为团长，高岗为副团长，周丹虹负责党的工作。全团仍以“的笃戏”为重点。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后，新四军奉命北撤，“鲁迅文工团”撤销。
其次，思想渗透，坚持旧剧改造。1943年秋天，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了四明山，根据地掀起学习热潮，开展了整风运动。“社教队”学习了《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更坚定了革新越剧的决心，活动的足迹，遍及根据地的每个角落。在革新运动中，始终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对艺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克服他们不良的旧戏陋习，重视人的改造，重视艺术的创新。一是民间艺人通过改造，可以演新戏，而且可以自己编剧，自己分场，即使自先不“串戏”，也可登台上演，解决了旧越剧演员依靠本子演出而不会自编、自演新戏的缺点。二是利用民间艺人演出能力强的特点，创新了许多小穿插、对白等运用，自然地衬托人物的性格。三是不少艺人对群众生活熟悉，有许多的民间俚语转化为新编越剧的语言，如《赤胆忠心》的台词：“竹竿挑水后头长”、“草上之霜不久长”等俚语，使文化程度本来就不高和战士、群众容易接受教育，在表演农民性格上鲜得生动，也为抗战宣传起到良好效果，如该剧一位农民与国民党军队对白：“你们和新四军扯扯匀，多少好呢”等，群众听了都很感动。四是在战火演出中提高了演艺。一般的民间艺人，对抗战的意义不熟悉，对政治了解差，对角色演出把握不深，因此，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对艺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克服他们不良的旧戏陋习，通过鲁艺学院知识分子、上海浦东等音乐、艺术专业人才，对旧越剧表演艺术改造的传、帮、带，提高他们的演技。不断在艺术创新，由于剧目多为现代戏，再加上女演员不多，因此就实行男女合演。由新文艺工作者与旧艺人男女同台，剧目全部是反映浙东根据地工农兵生活的现代戏。为了做到风格统一，水乳交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进行不断探索改革。一方面，新文艺工作者向老艺人学唱腔、学流派；另一方面，老艺人向新文艺工作者学文化、学识谱，力求改革传统表演程式，从此排练有导演、练声有教员，唱腔有设计，并且引入了舞美创意。在《桥头烽火》这出新戏中，主角是一位新四军营长，在塑造角色中，社教队党支部书记周丹虹组织全队互相琢磨，献计策，从服装、唱腔和运用的一招一式，既保留传统武生的英武身段，又突破了不少传统程式；新音乐工作者何为、王斯苇设计现代唱腔，把亢奋的绍剧高腔与委婉的越剧曲调揉合一体，唱腔铿锵有力。
再次，创新艺术，坚持探索改革。为进一步推动抗战文化，起到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社教队”编戏、演戏改革，首先考虑给什么人看，演出后起什么作用，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新编写的剧目，坚持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原则，借助传统戏曲艺术为主，绝大部分是反映当地人民斗争生活的现代戏，通过根据地整风运动，分不同步骤从思想渗透入手，进行改革。一是把有毒素的旧剧完全不用；二是能够反映人民与斗争的旧剧加以全部或局部改造，或删节一部分，如《破肚脸花》一剧中删除了借尸还魂；三是一部分旧剧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小戏，又称鹦歌戏，曾流行于余姚、慈溪，进行保留，加以局部改革或发展（解放后成为姚剧的主要表演艺术）；四是根据革命需要重新创作越剧新戏，特别对编写、管理、演出上进行技术创新改革，第一，做到了剧情、人物、剧词等紧凑、简洁，主题明确，为后来现代越剧发展提供了编剧范本；第二，更多地彩采用现代民众的口语，加入新名词；第三，采纳话剧优点，剧词与表情严格一致，改革定型脸谱代之现实生活化妆，借鉴话剧改造旧剧服装、道具，乐器配奏上以大锣大鼓为主，减少人物登场的引句、入场词等；第四，在编写新“的笃戏”时，作者第一条件熟悉群众词汇、表情、容貌，甚至群众的装饰、腔调、姿势等，加以适当提高；第五，加入一定的民间小调，或新式的歌曲，音乐唱腔也适当吸收了绍兴大班、武林调、民歌小调和男班早期比较质朴的音调，以便体现激昂、豪壮的气势，尽量吸收地方戏的优点；第六，编剧中照顾到农村舞台演出条件；第七，严格管理舞台监督，解决旧剧中琴师、茶役满台跑，化妆后的演员也在台下看，观众分不清谁是演员问题。
三、根据地越剧改革的效果
四明山根据地的越剧革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于启发群众觉悟、鼓舞抗日军民斗志有巨大作用，对越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思想教育形式，成为一支抗战文化运动的排头兵。社教职队剧团，深入浙东区演出，成为浙东区党委、新四军浙东纵队的一支重要宣传队伍，每当根据地有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群众集会，区党委都有要让社教队登台演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特别在推动根据地的统战工作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44年，曾邀请国民党杂牌部队第88团司令田岬山到梁弄作客，为了共同抗日，在梁弄大操场举行了一次盛大欢迎会，演出了《大义灭亲》，戏的主题是走向光明，不再做民族的罪人，1945年春节期间，还向梁弄疗伤的美国飞行员托勒特演出了越剧小戏。通过群众容量接受的文化形式，推动抗战文化的宣传，根据地不少青年纷纷报名参军，扩大武装力量。同时，1945年北撤后，多数同志随军北撤，还有部分同志和艺人就地还乡，余姚，上虞的少数革命艺人，如余姚马渚艺人进入上海越剧班子参加演出，把现代革命越剧艺术，在上海越剧舞台上进行传播。
2、历史文化成果，探索出一条现代越剧艺术之路。一方面，革新旧戏，率先推动现代革命越剧戏曲演出。自1906年“的笃班”在嵊县东王村第一次搬上简易戏台，演出传统戏《十件头》、《倪凤扇茶》，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改名为“越剧”，1942年10月袁雪芬在上海大来剧场倡导越剧改革，打出“新越剧”旗帜，1945年3月以袁雪芬、范瑞娟为首的雪声剧团成立，到1946年5月雪声剧团在上海第一次演出根据鲁迅名著《祝福》改编的《祥林嫂》，始成为越剧改革的里程碑；抗战时期的浙东四明山，1943年第一次由中共党组织领导的越剧革新运动，已经蓬勃开展，根据地普及“的笃戏”，尝使男女合演艺术团体，演出剧目中保留越剧传统艺术，虽然由于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演戏是为战争服务，艺术上不可能细致加工，但在革命战争年代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利用越剧宣传工具，服务抗战文化。另一方面，由党组织领导首次产生了一批现代戏剧本。创作新戏，产生一批现代越剧精品节目和编剧人才，周丹虹是一位勤奋的编剧，被誉为四明山根据地的“四大才子”之一，他写的《义薄云天》，是根据中共鄞江区区委书记李敏烈士的事迹编写的，此外他创作了一批《血钟记》、《桥头烽火》、《大义灭亲》、《龙溪风云》等新戏。陈山写的《英烈缘》，取材于俞菊生烈士夫妇的事迹，曾演出不缀。曾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参议的郭静堂，因不满黑暗统治被关进集中营，后投奔根据地，他根据切身感受写了揭露国统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乱抓无辜罪行的《生死恨》。还有佚名作者的《回头是岸》等。这些现代戏，与上海编演的“时装戏”不同，它们反映的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主人公基本上都是觉醒了的劳动人民、为民族解放浴血奋战的共产党员。这些内容出现在戏曲中，是了不起的创举。除现代戏之外，“社教队”还演出过历史题材的《风波亭》(高岗编剧)，还将有些传统剧目改成现代内容，如将《双看相》改成一个伪军与一个日军士兵相互看相、互相挖苦，《过关》改为揭露国防国民党顽固派滥设关卡、鱼肉百姓的内容等等。同时，在现代革命越剧在根据地日益扩大中，不断受到浙东抗日根据地著名文化人的关心支持，老作家黄源、楼适夷更是浇灌这朵越剧新花的成长，在战地演出期间，黄源手举燃烧的毛竹，为舞台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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