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法纪和正确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坚持法纪而放弃正确,还是应该坚持正确而违法乱纪?这里显然会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要想获得成功,不可没有法纪,也不可没有正确。他们两个人都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实现法纪和追求正确而努力。可是他们的思想倾向显然不同。毛泽东总是为了坚持正确而挑战法纪,周恩来则总是为了维护法纪而暂时容忍不正确。他们的思想倾向有着显著的差别。
以普通人的普通的事情来打比方。就像有两个人都是即相信中医,又相信西医。可是一个人有了病总是先看中医。实在不行了才去看西医。另一个人则相反,总是先看西医,在西医解决不了问题时才看中医。这就叫做思想倾向不同。他们之间的对立就是思想倾向的对立。这种思想倾向的对立明确的存在着,可是常常不是完全黑白分明的,你死我活的,非此即彼的。这种对立是能够互相理解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既可能分道扬镳,也可能长期共存的,甚至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受益的。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立,就是这样的思想倾向的对立。
历史一直在对这两位巨人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表明,历史并不总是站在谁的一边。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不同的倾向来源于他们不同的个人经历。他们都在自己的道路上有过辉煌的胜利。
周恩来始终坚持党纪,维护党的团结。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历史选择了他。他一直处在的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大革命时期,他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里经常需要直接和蒋介石打交道论长短的人。他还是那个时期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后来他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是真正的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创始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唯一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各大主要战场上进行过实地考察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由于延安的信息闭塞,他所在的重庆办事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最高参谋总部。解放战争时期,他和毛泽东是各大战役的最高指挥员。他还是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的直接领导人。站在他的地位,他必须坚持党纪,维护党的团结。如果他也不坚持党纪和维护党的团结,党就会分裂成许多各行其是的小团体,也就没有党了。没有了党,也就没有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了。
毛泽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是处在党的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他是那个时代众多革命领袖中的一个领袖。虽然他的无可比拟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一直超凡出众。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意见只是众多意见中来自某个局部的一种意见。他对于自己正确意见的坚持,只有局部的影响力,而常常不能在全局意义上影响党的方针政策。他可以为了坚持正确意见而违反党纪。他即使违法乱纪也不会立刻造成全党的分裂。
毛泽东的正确是在和斯大林的错误比较中逐步被全党认识和接受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送到了中国,也把斯大林的错误送到了中国。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精神寄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一开始就接受了苏联的经济支持。因此,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直接的指挥权。在斯大林的眼里,中共就是他领导的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斯大林对中国的认识越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所遭受的损失就会有越多。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执行了斯大林的错误路线而遭受到了巨大损失。损失有多大?简单的说,红军损失了近百分之九十,白区的地下党损失了百分之一百。
很显然,毛泽东敢于抗命坚持正确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战争年代,红军生存的机会并不多,没有时间等着当时的党中央慢慢的改正错误。如果一切都按照党章的规定来做,一切都要等待斯大林改变想法,要等待斯大林任命的中共政治局来讨论通过,恐怕红军早就被敌人消灭了。
毛泽东的正确,不仅是在战略指导方针方面,还是在党内的组织生活方面。
在斯大林的直接控制下,中共党内的组织生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了没有人能够忍受的地步。在斯大林的眼中,党内的反对派都是反革命分子,都是必须要从肉体上消灭的。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知道,有多少中共的党和军队的干部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下。有人估算过,十年内战期间,虽然国民党反动派杀共产党杀得血流成河,可是,共产党里死在自己人手下的人数更多。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不难想象当年的中共党员处于一种怎样危险的境地。走到街上,到处是杀共产党的布告。回到党内,要面对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同志一批一批的被自己人杀害,很可能一觉睡醒,噩运就会降临在自己头上。一句话,真正是走投无路了。
在当年,对一个普通党员来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就是党内斗争不杀人。这就是毛泽东的党内生活原则。与斯大林相比,这就是天壤之别了。
在和斯大林的路线的比较中,全党都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这种正确路线虽然在理论上的定义始终不清晰。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却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能打胜仗,和自己人不杀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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