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议》发表27年了，在这27年间凡我接触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常年累月地在讲台上授课的教师们，无一人知道《历史决议》中的那句话是对刘少奇的批评。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决议中的那一大段话是针对毛主席讲的，而且也只有他的名字出现在这段话中。所以只要不在那句话另有所指的地方点出刘少奇的名字来，那么你就是比孙悟空再精明的人也不会猜想到的。前面我所见到的那位研究生的论文，那位高校的副校长的状态，就是中国学者层绝大多数人的正常状态。再过些年，就更会如此了。严肃地讲，《历史决议》的这个缺陷，客观地反映出了当年领导起草决议的人和起草决议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谦虚、不谨慎、又骄又躁的工作作风，也绝非一时疏忽之嫌疑。在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谈要不要点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时指出：“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309页）可是偏偏在需要点刘少奇的地方却不点了。现在尚且有一部分老人还存在，想全部隐瞒过去还有困难，所以27年前起草者之一的邓力群同志，在《历史决议》通过后的第25天作辅导报告时总算冒风险讲了真话，我以为这句真话的份量同邓小平那句“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的话一样，都是比地球的重量还要重的。可惜，邓力群的这句真话，只能算作野史，是没有被写进《历史决议》的东西，也就是说是没有放到历史里去的东西，多少年之后就会无影无踪，而《历史决议》中的那一悬笔，却要世世代代去误导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们重复着我文中提到的那位研究生和那位高校副校长的样态。

　　领导起草《历史决议》和起草《历史决议》的人们之所以在这样一个极为严肃的历史文件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敢真正面对20世纪60年代党内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毛主席是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以阶级已经消灭了为理由鼓吹“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的论调时，而在我党强调要重视阶级斗争问题，并提出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5月为了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央还出了个前《十条》。之后，刘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又推出个后《十条》。邓力群指出：本来毛泽东同志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经相当严重了，而经过桃园试点经验之后，少奇同志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严重，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农村简直看成只能够做秘密工作、一个人一个人串连、不能够公开活动的地方；对于农村的基层干部，工作队一进去，就应该把他们撇在一边。……毛泽东同志后来讲：我讲了两年谁也不听，少奇同志一抓，就把全国推动了。但是由于对农村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发生了对农村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的问题。”由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搞出的“桃园经验”是个极左的东西，毛主席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所以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当时存在的极左错误，批评了他们把20%农户划成阶级敌人，他说7亿人20%有多少？毛主席认为，地、富、反、坏已经臭了，抓犯错误的当权派，搞秘密串连，集中1.5万人搞一个县，实行大兵团作战是繁琐哲学，是不依靠群众，都是错误的。毛主席在会上明确指出：党内可能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应该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刘少奇、王光美的理论和实践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所以当1966年毛主席发动文革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刘、邓则以派工作组的名义在北京各高校又沿用1957年反右派的方式抓了那么多的右派的时候，毛主席发怒了，便在1966年8月5日发表了205个字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批评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大字报结尾处才又点出来“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本文只是因为邓力群解读发生在1964年的“社教”才与毛主席这份大字报的结尾处对应了一下，也并非真正解读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

　　几十年来，为了使对毛主席“三七开”的概念立得住，邓小平从1980年2月29日就开始带头表明：他自己能够“四六开”就满意了，同年的8月23日他又说他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见《邓选》第二卷第277页、353页）。而事实上呢，无论是他健在时和去世后，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对他的“四六开”和“对半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决议》中该点刘少奇名字时而却执意不点的原因了。这也正如一位资深的学者曾发出感慨一样：说了真情，对“有些人”不利！可见，毛主席为国人留下“两个务必”的祖训，处处都像一面镜子一样在反映着每一个人的神态。它是衡量人们心灵世界灵魂的一把尺子，看似无形，实际有形。是否谦虚和谨慎、是否骄与躁是任何人也没法靠自己嘴皮子就能表白得了的事情，只有实践和历史才是最公正的。

　　在这里也顺便指出，三十年来在那些刻意贬损甚至肆意涂抹毛主席人的笔下，把妖魔化大跃进、妖魔化人民公社、妖魔化“文革”当成了他们的绝版，其实真正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搞极左而被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的人，恰恰也是上面提到的“有些人”！

　　三、偏见没法摆脱事障易解、理障难除的混沌状态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毛主席一生的光辉实践也可以说就是伴随着这个重要原理在不同时期的实践而度过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能与他相媲美的人，实在太少了。从他56岁　那年开始，在还没有代表人民执掌全国政权的前夜开始，他就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要继续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晚年更是直截了当地动员国人自下而上地开展了以清除阴暗面建立新社会为主的文化革命，但是由于党内在此之前就已经积淀下的几个大派别的分子们，时“左”时右的恶性干扰，这场革命的确远未达到“毛主席、周恩来”体制的政府期望的目标。所以，1978年以后的三十年内，在得到了适宜的气候的时候，干部队伍的腐败堕落终于明目张胆地发展和蔓延起来，社会的进步受到一定的重创。人民心灵上的痛楚，已经难以言表。

　　毛主席逝世后，一些人对他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理论进行了全面否定，对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予全部否定。三十年后的今天，再回首，这种意识上的偏见再也没了神气了。人们亲眼目睹了党内那些有权势地位的人从上到下所出现的超级腐败和堕落，并且长期毒害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冤假错案应接不暇，官商勾结、官黑勾结、矿主窑主草菅人命闹儿戏等等。三十年来究竟有多少大小干部倒下去了？有多少冤假错案使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被夺命而去？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分子会前腐后继，其贪腐水平领先世界？为什么中国社会出现的那些让人心碎的黑恶东西总会按下葫芦起来瓢了呢？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责怪改革开放，人们是在责怪从中央到地方的那些抛弃、攻击毛泽东时代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人，责怪那些专门念念不忘贬损毛主席以显示自己更高明的人，责怪那些口是心非各种形态的一群群伪君子们！可是有些人就不能以今天的百姓的心态去对待文化革命中出现的那些极端现象，似乎一切极端现象都是毛主席所使然，那些人的骄躁之举，已经大大伤透了国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