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纲四目”的方针和政策，把解决台湾问题的对策细化到了如此缜密的地步。后来者即使再笨的人，只要照此办理也会万无一失。50多年过去了，再回首：人民深情地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周总理的名字装进了自己的心中！

　　C、毛主席、周总理为什么不用“一国两制”这个词？

　　二十五年前的一天，笔者为一个领导干部培训班授课，而且其内容正在讲毛主席、周总理在构架“一国两制”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四十分钟后，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毕再回首时，发现讲桌上有一张学员让老师回答的条子：“请老师告诉我们，毛主席、周总理在解决台湾的问题时，把‘一国两制’构想得那么完美，却为什么不用‘一国两制’这个词？”看到这张提问问题的条子，我没时间去思考提问题的学员是带着什么意识提这个问题的，尽管在这之前也未曾探讨或讨论这个问题，但想着“师者，解惑”的正常责任，我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对学员讲了我的理解，意想不到的是，话音刚落，便迎来了学员们的热烈鼓掌。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之所以在文中列了这个题目，是因为二十五年间确实有不少方面的人员在不同场合让我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一次在某高校作学术报告时，从台下传到讲桌上的四十七张条子中，竟有20多张提到了这个问题，让我非常激动，而我都是以二十五年前的那次回答满足了他们，并得到了热烈掌声的回报。今天，则以文字的形式表述如下，也是我对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西藏、港澳、台湾四地回归祖国这个大问题上所展现出来的“一国多制”宽怀思想的一点体会：

　　新中国诞生后，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以刻板的形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实现祖国必须统一的大原则下，1951年5月形成了保留西藏现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方针，完成了中国境内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小的封建农奴制度共存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一国两制”在中国也是在全世界的首次成功出现，难道有谁会怀疑这个壮举吗？然而，毛主席、周总理面对政治经济极度不平衡的大中国，面对台湾、港澳三地的特殊状况，他们既要保证港澳长期发展的国际地位，又要等待当时蒋家父子翻然悔悟回到祖国怀抱的历史希望，而且台湾与港澳的政治、经济制度又有着极大的差别，因而必须采取的具体政策也是有极大区别。显然，历史留给毛主席、周总理去完成的祖国统一大业，必须是“一国多制”的统一，即社会主义与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共存、社会主义与台湾三民主义的共存、社会主义与港澳资本主义的共存，如何完成这样一个“一国多制”的伟大历史任务，成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毕生的宏愿。在这样一个“一国多制”的伟大现实面前，怎么能设想毛主席、周总理会去用“一国两制”这样一个词去表述呢？请不要忘记，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他们也是伟大的语言学家！

　　至如在宣传“三个代表”理论时也硬要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更是难以让人启齿论证的事了。说实话，“三个代表”没有一个代表是错误的，这是共知。但是说只有到了21世纪初才发现了它，这就是缺乏理智的提法了。从巴黎公社失败后，马恩就觉察到各国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代表这个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党，因而在他们的领导下加快了许多国家的建党步伐，之后列宁又继承了这个事业。同样中国共产党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归属了这个性质。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早在1940年毛主席撰写的《新民主主义主义论》中就已阐明，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当然它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心骨，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它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毛主席、周恩来体制漫长的社会主义年代里，一直成为党的唯一宗旨，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现实的问题则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党内许多高、中、初级干部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主要领导干部，在三十年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轨道，抛弃了毛主席的“两个务必”，抛弃了党的先进性，站到了社会主义的反面去，因此为了教育他们，也为了教育全党，就必须重申和重提“三个代表”，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硬要把它宣传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立新阶段，就是另一回事了。

　　事实胜于雄辩，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构造，需要的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到也并不难，但对那些骄躁极盛和沽名钓誉的人来说，做到也是真难。三十年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确出现了不大也不小的一支骄躁极盛和沽名钓誉的队伍，耐人寻味的是他们都有广泛的话语权和出镜权，而当人们研究当今中国社会诸多负面问题时，又都能找到他们骄躁之举在其中推波助澜的阴影，他们如同中国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从某个方面说，整治这些人之日也许就是中国和谐社会建成之时吧。

　　（3）邓力群的这些话，同样能比地球的重量还要重

　　2008年春节期间一位朋友把他在某重点大学读研究生儿子的毕业论文送到我家，让我“审阅”提些意见。因没法推辞，只得从之。其文章是阐述1956年至1976年期间党的工作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但其中一句话的表述令我认真注目：“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这是毛泽东打击全国领导干部的一次预演”。我电话约朋友带他的儿子到我家面谈，谈话中，朋友的儿子一点也不避讳，他说自己的导师就是这样讲的，而他自己在读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原文也是这样认为的。待我告诉他《历史决议》第17节中的那句话，“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是对刘少奇的批评，并非是毛泽东打击全国领导干部的预演时，这位研究生半信半疑地说：“真新鲜，第一次听这么说。”送走客人，我问自己：在高校能带研究生的导师为什么还没有读通《历史决议》呢？

　　无独有偶，过了些天一位在某高校任副校长的朋友看我，他小我16岁，见面总是很客气，也总会自称是步我的后尘也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席间，他向我发问：“老兄，能否解释一下1964年下半年毛主席为什么先打击了全国的基层干部？”我笑而未答，倒是反问了他：“你说呢？”朋友说：“那我只好乱猜测了。”待我告诉他《历史决议》上的那句话是对刘少奇的批评，不要把它扣在毛主席头上的时候，面前的这位副校长困惑地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我非常无奈，因为我不是权威人士，说话是当然不能算数的。但在我这个年龄段上的人，是知道刘少奇这个错误的。

　　突然一天，我猛地想起27年前邓力群一行十几个人受中央委托到河北传达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事情，于是我翻箱倒柜地找到了那个报告本。现在摘录如下，以此郑重告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些读《历史决议》和用《历史决议》研究历史的学者和读者们。下面的话是当年参加起草《历史决议》的成员之一，是当时中央书记处的、被中央派到河北省在河北省直机关传达学习六中全会决议的邓力群同志长篇报告中的摘录，他的报告是1981年7月21日至24日，录音整理出来达11万字，由中共河北省省委办公厅印发至各地的，并未列入秘密文件。该文本的第125页在谈社教运动时说：请同志们注意第17节的一句话，“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这是对刘少奇同志的批评，没有点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