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从毛泽东的启蒙运动思想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解放浪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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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从毛泽东的启蒙运动思想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解放浪潮（上）

2011-01-25 17:02:35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乐后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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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全球化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而文化竞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特别是如何使优秀的文化资源变成现实的经济力与文化力，运用传统文化大力铸造民族精神，使这种文化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凝聚的激励的作用。在现时代的新视野下，还应当看到全球化带来世界性交往关系的普遍化和经常化。然而，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未知数，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影响和作用就像一把利弊各具的双刃剑。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也不可忽视全球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负面影响，这样才能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当代文化发展的新形势。正视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严峻挑战，使我们看到，全球化将改变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迫使我们重新建设与文化传统相区别的新的文化体系；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在青年一代中造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并将在长时间里对维系民族意识的传统文化起着销蚀作用，在侵害基本信仰中使我国隐存巨大的文化安全问题。应对全球化下的文化安全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又一项历史性任务。
    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一般来说，往往集中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如何在保持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接纳现代性，吸收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形成一种既适应现代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形成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这一过程可能包括下面两种情形和一种完整的态度：第一，首先必须承认全球化时代文化主体是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全球化并不排斥和削弱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相反会在更大的发展空间体现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特色。第二，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进步在于从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发展为前提，在世界现代化的推进中充分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而不存在对于一种文化的歧视和排斥。当世界还存在不同的民族和民族国家，并且在发展的前途和选择上存在完全不同的选择时，所谓“文化的趋同”就是一种伪命题，“文化的整合”就是一句空话。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只有在消灭了一切阶级，由此也消灭了关于政治上层建筑的一切阶级性工具，并且消灭了商品与货币相联系的一切将人与人之间分隔开来的经济因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时候，只有到达人类理想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到那个时候，才可能把这一问题提到讨论的日程上。民族文化(包括作为民族历史源流的传统文化)是民族走向兴盛、走向现代化的原动力。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的挤压下，民族文化必然要在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民族文化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道路，才能融汇到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大潮，取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树立传统文化的民族自信心问题。只有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才能在世界上与多民族、多国别的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民族文化对于形成和保存民族特性，对于所在民族的生存和生活，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文明的延续和推进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对于凝聚着民族特征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绝不能抱以轻率的态度。“文化帝国主义”的宣传者总是在制造一种理论，把传统文化说成是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包袱，而走向现代化就意味着抛弃传统。这是一种误导。当代文化竞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特别是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以优秀的传统文化铸造民族文化之魂，在对民族文化的“自觉”中努力建设符合时代特点的新文化。
    1、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未来走向
    当今的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既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物质力量，也包括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等精神力量。一个缺乏凝聚力的民族必然是一盘散沙，国力衰弱，最终会被淘汰。因此，未来民族凝聚力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决定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民族凝聚力在21世纪的基本走向，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性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民族的内聚力量，有着相当强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受政治的影响；其二，民族凝聚力经常与政治力量相结合，成为凝聚民心的重要工具；其三，政治力量利用民族凝聚力的影响，可以为完成政治任务、实现祖国与民族的统一做出重要贡献。民族凝聚力政治性的增强，具体体现在先进的政党和先进的理论对民族凝聚力起着引导、激励和增强的作用。一个有所作为、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必须有代表本民族在一定时期的前进方向的先进政党和先进思想。一个民族的先进政党和先进思想是一面旗帜，引导该国家、民族凝聚力的走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成为凝聚着中华民族力量、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以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基本经验就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国在2l世纪前进道路上的指导思想，对于凝聚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利用先进政治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不但是党的纯洁性、科学性、先进性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实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新篇章。这条基本路线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大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性，使中华民族有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有了海纳百川、实现大团结的博大胸襟，有了海内外中国人齐心协力振兴中华的空前局面。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民族凝聚力也进一步增强。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经受得起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风波的冲击，才能战胜1998年的特大洪水，才能顶住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正因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资料，人民生活富裕了，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地位才得以不断提高。经济的发展，极大提高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效地调动起海外华人建设祖国的热情。散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纷纷投身中国内地建设，带来大量项目和资金，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经济发展和民族凝聚力的相互作用不断增强，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未来走向的重要特征，而且这个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向我们提出，一定要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来抓，只有经济实力的增强，才有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搞实力政策，但我们自己必须有实力。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去工作，去奋斗。全党全国都要坚决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埋头苦干，艰苦创业，把我国的经济搞上去，把我国的科技搞上去，把我国的综合国力搞上去。我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都大大增强了，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2、民族凝聚力与文化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民族凝聚力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精神力量，它与一定的文化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凝聚力深深地植根于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文化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也不断接受汉族文化，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已达到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程度。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归依，内容之博大、形式之繁多、气势之恢宏、蕴涵之深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亲和力和生命力。中华民族文化精彩纷呈，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古代有“神农尝百草”精神、“大禹治水”精神、“精卫填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兼爱互利’！精神、“人本”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天人合一”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到现代，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鲁迅精神、上甘岭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焦裕禄精神、青藏高原精神、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还有虽无特定命名却为群众普遍接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甘于奉献，乐于牺牲”精神等。所有这些构成了蔚为壮观的精神群体，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维系民族的高层次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在文化等信息资源不可控制的时代，建设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以增强中华文化对于全体中国人的吸引力，加强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归依感，必定构成民族凝聚力未来走向的主旋律。民族凝聚力只有成功地吸收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才能更好地体现其时代性，才能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历史优秀文化把握的深度，决定着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历史深度。利用文化的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利用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民族凝聚力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之一。
    民族凝聚力的民族性不断地增强。民族凝聚力本身就是民族内部力量的聚合，必定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即独特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集中体现为民族成员在共同的经济生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认同感，以及对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归依感。首先，中华民族同是龙的传人，同是炎黄子孙，同是黑头发、黄皮肤。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无论是何种民族，居住在什么地区，总是将炎帝与黄帝作为自己的人文始祖。其次，崇拜祖先、慎终追远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中华民族十分强调尊祖敬宗，注重维护宗族的团结。中国的宗族血缘关系有特别顽强的生命力。只要是华人，无论是在什么地区、什么阶层，在重大的喜庆日子里总忘不了拜祖敬祖，总是祈求祖先保佑自己及子孙的平安，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典型特征。近年来，海内外华人掀起了一股寻根追宗的热潮，其内在动力就是对于祖先的崇敬，对中华民族的归依感。再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居住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尽管身处西方文化包围圈中，却仍一直保留着中国风俗，讲汉语、写方块字、吃中国菜、看中医，使中华文化落地生根，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倾向，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生活斗争过程中，逐步凝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性深深地扎根于民族内部，成为维系民族生存的精神动力。民族凝聚力就是民族性的集中体现。民族凝聚力也只有体现民族性，才能真正成为推动民族进步的动力。21世纪的人类社会，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主要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民族的融合和交流，再一种是民族性的保持及其朝着现代化的转向。而保持民族性是各民族的共同任务，不仅在于体现世界的丰富多彩的特点，而且也在于获得民族发展的力量。这就使民族凝聚力在新的时代必然产生民族化的发展趋势。中华民族凝聚力在21世纪的走向，反映着人类在新的时代的发展方向，也反映着中华民族在新的时代的发展方向。这就要求我们用时代的眼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凝聚力，掌握民族凝聚力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个规律来推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特别是推进教育的发展，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增强。
    我们祖国有56个兄弟民族，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却能凝聚为一个生死与共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这是世所罕见的。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中华民族的凝聚与认同有其物质基础和历史过程，更有其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在凝聚各民族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中，最重要的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要认识中华民族，就要认识中华民族精神；要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觉性，就要增进我们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意识。21世纪的时代潮流、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使人们深深的感到，作为凝聚和团结各民族精神纽带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力量，在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特别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弘扬。在20世纪末期，苏联、东欧剧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以民族矛盾为导火索，庞大的苏联及南斯拉夫解体了，随之，这些地区又发生了激烈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之惨烈、复杂，全世界为之震惊；车臣冲突之剧烈，使人民蒙受巨大灾难。这些问题像火山爆发一样迅猛剧烈，根源何在呢？想来，首先在于当前政治、经济中的各种矛盾，然而，也与这些国家内部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在这些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未能形成共同的民族精神，缺乏坚韧有力的精神纽带来维系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凝聚和团结。由此，当政治、经济的维系力量减弱以至瓦解时，就陷入国家分裂、民族冲突的境地。正是因此，转瞬之间“苏维埃祖国”、“苏联人”成了历史，而只有俄罗斯、阿塞拜疆、立陶宛、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昔日的南斯拉夫人分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三方，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对此，世人为之伤心、叹惜。但是，更让人心惊神伤的是卢旺达的大屠杀，在新千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同为一国人民的胡图族与图西族，竟会如此疯狂地相互屠杀，实在让人惊愕、愤怒、痛惜。由国际上发生的这种动乱和冲突的严酷现实而反观我们的祖国，人们不禁深深地感到欣慰与自豪，我们伟大的祖国保持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及经济的快速发展；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受到香港、澳门、台湾和大陆所有的中国人的热烈欢呼，受到各地华人华侨的一致拥护，得到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言行，受到举国一致的赞扬，而一切分裂祖国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径，则为全体中国人所唾弃和谴责。我们祖国这种多民族而又团结、凝聚的状况，为世界各民族所称颂。
    3、客观正确认识民族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要正确处理宗教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除了必须坚持以上论述的各种原则之外，还应该对于宗教信仰问题的几种典型的错误观点进行剖析，以正确引导人们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自由放纵论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宗教信仰是纯粹的信仰问题，或者说是单纯的宗教问题，是属于人的思想、精神领域的现象，因而是绝对自由的，不能受到任何形式和任何程度的限制和干预，否则就是对人的自由和给的控制。对宗教信仰自由放纵论这种观点应该进行客观的评价和剖析。首先，这种观点看到了宗教信仰的本质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对信仰问题的处理原则和方法，即：不能用强制的手段和方式来解决信仰问题，既不能强迫人们形成某种信仰，也不能强制人们放弃某种信仰，信仰的形成和改变遵循一定的特殊规律。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宗教信仰自由放纵论这种观点有消极的一面，这种消极因素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宗教信仰自由乃至自由作了绝对的理解，在实践中是有害的。自由（或者权利）都是相对的、具体的和受限制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抽象的和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自由与责任、义务是统一的，任何人既是自由的主体，同是也是责任与义务的主体，没有无责任、无义务的自由、权利，也没有无自由、无权利的责任、义务，既然享受自由、权利，就是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自由、权利与责任、义务关系的一般原理机样适用于宗教信仰自由，不论从理论分析上看，还是从实践操作上讲，宗教信仰自由都只能是相对的、具体的和受限制的。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公民龙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诸如：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等等。这些规定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必须遵循的法律原则。
    二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没有作出全面的理解。我国《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信仰宗教的自由，也包含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既包含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包含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因此，在现实中，宗教信仰自由必须把握好一定的尺度，处理好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比如：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问题，不同宗教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放纵论的观点并走向极端，就有可能出现信教群体与不信教群体的相互歧视、相互强迫，以及不同宗教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人群之间的相互矛盾。
    三是宗教信仰自由放纵论有可能陷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前面我们已经做过分析，在当今国际政治、文化关系中，宗教往往作为西方国家的一种手段被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放纵论把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简单化、单纯化、孤立化，带有一定程度的天真，有可能被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自由所迷惑，由宗教信仰自由走向西方政治自由。
    四是宗教信仰放纵有可能陷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圈套。宗教不仅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文化现象。它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其思想体系与社会各种思想相互交织，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统的文化模式，宗教不仅在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对社会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一定历史时期、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出会注入特定的内容。人类宗教的发展与人类文化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包容、相互渗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及其相互间的作用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宗教是一种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的跨国扩张功能就是指宗教超越国家政治疆域的传播扩展功能。这是宗教为求生存和发展而具有的一种本能需求，但也常常代表了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权利和意志从国内推向国际空间，对他国进行渗透和控制的国家行为。宗教能促进并虽强国家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在有敌意的国家之间，民间宗教效还可以帮助彼此疏能隔阂、减少敌意。但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可以通过宗教途径向他国渗透，尤其是在敌对国之间，因官方渠道不通，政治反对者和敌对意识很难入境，但在宗教神圣光环的掩护下，敌对分子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他国活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强，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混入我国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他们与我国内反动势力相勾结，向我国内非法运送和散发反社会主义的宗教宣传品，扩大影响，以会所、俱乐部、论坛、研讨会、学术交流、合作创办服务性传媒等形式发展基地或队伍，意欲颠覆或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利用宗教对我国的渗透，表面上是传教自由问题，实际上主要力图重新占领中国的“宗教市场”，并通过宗教手段和宗教掩护下的其他手段，国际社会以宗教信仰为隐蔽的非传统安全实施机构通过投资、交流、合作为形式在中国腐蚀行贿政权机构的官员，腐化堕落共产党机制、体制为目的的斗争日益剧烈，以实现其对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党大本营的和平演变战略。
    精神危机弥漫于当下中国，越是精英阶层，精神危机往往越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学被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拯救精神危机，理由是古典时代的人们内心相当和谐。我赞同在文化中承接传统，比如在教育中增加古典的内容，文字繁简并用，但是对国学拯救精神危机的说法不抱希望。李一曝光之后，没有人会认为他的旁门左道是国学，可是他曝光之前，他的缙云山国学院声名显赫。很多企业家（不仅企业家也包括一些“文化精英”）对国学的理解就是旁门左道，一个人如果不会点旁门左道，便会被认为境界还不够深，这使得“国学产业化”最后成为“国学神仙化”。能够应对精神危机的，只有信仰。一个人不去寻找信仰，却到处寻找信仰的替代品，最后只能走火入魔。如果这个人再把魔当成神，就不可救药了。遗憾的是，即使“文化精英”们，也处在这种状态中。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人的信仰，也可以是中国人的宗教，但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我们有我们的宗教与信仰。中国人常常有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民间信仰、民族信仰、国家信仰、行会信仰等等。为此，才会有1980年代以来一直困惑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然而，究竟是哪一种信仰的危机？举国号称要重建和复兴的又是哪一种信仰？中国信仰如果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复兴、社会诚信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使信仰体系能够超越、出离各种现实关系的制约和捆绑，使信仰成为信仰者自己的事情，社会群体与价值共享的自由结果；其次，是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理性化改革，信仰就是信仰，权力就是权力，利益就是利益，在信仰关系与它们之间应当有一道制度设置，绝不相互混淆，乃至强力干预。中国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是中国人缺了信仰，而是中国信仰缺乏了普遍的、超越的、神圣而终极的价值。一个人什么都信，其实就等于什么都不信，只能信奉他所依附的各种现实关系。换句话说，缺少普遍、永恒、终极翔的信仰关系，就不会构成一个社会的普遍性价值认同。依照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任何一种信仰体系内部都基本具有法律的要素，没有这些法律要素，信仰就会蜕变为私人信仰的狂热。而私人信仰缺乏了法律要素以及相应的规范、法则，无疑也会蜕变为狂热的神秘信奉，呈现为官场巫术、商场巫术、家庭巫术、民间巫术等表达形式，表达为巫师与顾客间的私人交易。传统的信仰关系，往往以个人的功利及其人际效关系为中心，具有工具性、非正式制度性、特殊主义的、私下的、等级式的、忠诚于个人，意味着涂尔干指出的“机械团结”；而现代信仰关系，则以非个人关系为中心，价值型、正式制度化、普遍主义的、公开的、职位分工式的、忠诚于法律，建构为涂尔干期待的社会“有机团结”。与此相应，现代信仰认同区别于传统信仰认同的关键在于，一个信仰体系，它要确立的不仅仅是同一信仰者之间的一致性，同时也是不同信仰者在公民社会及其认同基础上的理性化建构。如此看来这早已不是什么信仰危机或信仰重建等简单问题了。当下中国社会，不但缺乏普遍认同的公民信仰，同时也缺乏为信仰关系提供超越性、神圣性、普遍性认同能力的现代理性，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迷失与信仰病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面临一场全面、深刻和持久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在很多时候被归结为“信仰危机”。于是，很多人把钛寄托于宗教，指望通过彻底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复兴来拯救中国人的精神，似乎只要所有中国人都信了教，精神危机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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