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08名战士生命的付出,让近代以来中国军队屡战屡败的屈辱成为历史
9月22日上午8时,万家团圆的中秋节,本刊记者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看到“志愿军烈士墙”的上方镶嵌着29个金光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英名和光辉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中标明了志愿军烈士人数:183108。
“志愿军烈士墙”的两旁分别标注了30个省区市牺牲的志愿军人数:福建1173人;甘肃1259人;云南1604人;江西3258人;辽宁13374人;山东19766人;吉林18499人;四川21051人;湖南11541人;河北11853人;河南11048人;江苏8444人;青海56人;重庆9468人;安徽6375人;北京1551人;湖北7183人;广西3418人;黑龙江8683人;山西5488人;内蒙古1995人;陕西3387人;广东3307人;海南91人;宁夏441人;贵州2957人;浙江3361人;上海1576人;天津808人;新疆93人。
这是目前最新公布的志愿军烈士人数。
“叫化和龙王比宝”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人数有过多种说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当代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和负伤36万余人。也没有说明牺牲的志愿军人数。
本刊记者还从有关资料中查到了这样一组数字:根据解放军卫生勤务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损失数是:战斗和事故亡11.8万人,负伤38.3万人,患病后送45.5万人;失踪2.56万人。另据后方医院统计,伤员有2.16万人不治身亡,患病者有1.32万人病死。按以上数字,战后统计志愿军总计有14.8万人牺牲。
2000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提供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阵亡171687人。
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曾多方搜集资料,最初统计烈士数字是171669人,这些都是能查到姓名的志愿军烈士。
据纪念馆研究员张中勇介绍,从上世纪末开始,“抗美援朝纪念馆”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下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该馆2006年公布的数字是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人数为183108人。
这一数字与军事博物馆公布的志愿军烈士数字相吻合,也是截至目前最具权威的数字。
就志愿军与美军伤亡对比情况,本刊记者曾采访抗美援朝战争云山战斗中重创美军“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的主攻师师长、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汪洋。这位当年的志愿军第39军116师师长对本刊记者说:“抗美援朝战争,美军伤的多,死的少;我军牺牲的多,受伤的少。原因是美军重武器多,命中后,很少受伤,大都致命,因此我军死亡率高。我军使用的轻武器多,命中后,一般受伤率高,死亡率少。”
本刊记者对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与美军的装备进行了对比,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有如天壤之别——
美军1个步兵师的装备包括:坦克149辆,装甲汽车35辆,高射炮64门,155口径榴弹炮18门,105口径榴弹炮54门,火箭筒607门,无后坐力炮、化臼炮、迫击炮、六○炮共343门。总计各种火炮1086门、轻重机枪1008挺。可拥有航空兵50余架飞机的支援。火焰喷射器、自动步枪、卡宾枪等短兵器,比人还多,装在中、小型吉普车上,随时补给。这是当时达到现代化高峰的机械化部队。
志愿军1个步兵师的装备包括:马拉山炮12门,轻迫击炮、92步兵炮、六○炮共计40余门。坦克数量是零,飞机数量是零。汽车只有几辆,轻、重机枪150挺。全师短兵器绝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冲锋枪、卡宾枪只有一些干部才有,就连手榴弹也仅有1000枚。毛泽东称这是“叫化和龙王比宝!”
然而,正是在这样装备对比悬殊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和受其指挥的韩国军队。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交战双方最后将战线稳固在“三八线”上,迫使“联合国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53年7月27日,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字,确定“三八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
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显示: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军109万余人(朝鲜人民军歼敌13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万余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3064多辆,击沉击伤敌军舰艇257艘,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7695门。
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发表的17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损失数字为1474269人。
1976年韩国国防部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披露的数字是1168160人。
1995年,美国官方在华盛顿修建了朝鲜战争死亡者纪念墙,将每个死者姓名都刻到墙上,共计54246人。
约18万烈士长眠朝鲜
坐在本刊记者面前的志愿军老兵叫曹家麟。
他1950年10月入伍,是原志愿军第67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退休前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培训交流部主任。
他业余从事志愿军烈士考察已经10年,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情况了如指掌。
2000年、2004年、2009年,曹家麟先后3次以志愿军老战士名义到朝鲜访问,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墓进行了考察。
曹家麟介绍,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牺牲183000多人,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烈士陵园外,大约有18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
曹家麟对当年自己服役的67军的志愿军烈士情况更为熟悉:“据我所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烈士遗体基本上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安葬的,我所在的67军主要是在金城地区。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5月,志愿军总部召开了修建烈士陵园工作会议。会后,67军在军师两级组成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和办公室,从当年6月初至11月底,在金城地区744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在查对烈士、制碑(均为水泥墓碑,在碑上刻有烈士姓名)、制棺、选址修建和移葬等程序中,尽量改造原有陵园墓地,少建新陵园,相对集中,67军共接收和查出烈士陵园墓地1271处,烈士20116名,移动烈士4582名,制棺4531口,补充制作墓碑19980块,修建陵园墓地373处。此外,54军在金城地区有4个烈士陵园,共安葬了1468名烈士。”
曹家麟曾走访当年负责志愿军烈士陵墓建设的原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助理员刘秀峰。刘秀峰从陵园筹建到1957年奉命回国,一直负责烈士的安葬工作。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要求,所属部队均建立了完整的烈士陵园墓地档案:1.每个陵园墓地均印制了《陵园墓地埋葬情况登记表》,内容包括陵园位置图、烈士墓地安葬分布图、安葬顺序、编号和烈士名册,包括姓名、功模、部别、职务和原安葬地;2.以师为单位绘制了烈士陵园墓地位置分布图,每座陵园墓地位置、编号、烈士数和无名烈士数均标在地图上。当时还请朝鲜同志帮助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目前,这些志愿军烈士陵园的档案资料存放在解放军档案馆。
曹家麟向本刊记者介绍了志愿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在朝鲜的安葬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共12人,当年生者只有彭德怀、杨育才、胡修道;烈士李家发、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安葬在朝鲜,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杨连弟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李家发是曹家麟在67军的战友,金城反击战役中,李家发以胸膛堵住敌暗堡射孔而壮烈牺牲,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的称号,朝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李家发牺牲后安葬在朝鲜江原道昌道郡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编号为金356。这里还安葬了志愿军67军排以上军官、战斗英雄和功臣120人。
1954年10月,李家发烈士的父亲李继成随贺龙元帅担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访问朝鲜,来到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看望长眠在这里的儿子。
2009年10月27日,应朝鲜朝中友好协会邀请,曹家麟和11名志愿军老战士和烈士亲人组成的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团,赴朝鲜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代表团中有李家发烈士的妹妹李家英,访问期间,曹家麟陪同李家英专程祭奠了李家发。
青山处处埋忠骨
在距上甘岭不远的江原道金化郡九峯里,有一个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和他们的16848位战友。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用于陵园建设,在朝鲜建起了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它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地域广,战线拉得长,战场情况复杂,以上八处烈士陵园,不可能将志愿军烈士全部安葬,很多烈士仍分散葬在朝鲜各地。除以上八处志愿军烈士陵园外,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建有243个烈士合葬墓,将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志愿军烈士,集中安葬于这些烈士合葬墓中。
2009年10月5日上午,在朝鲜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代表团全体成员等专程前往平壤以东约100公里处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凭吊。1958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时也曾来到这里。
志愿军陵园群山环抱、满目苍翠。温家宝沿着240级青石台阶拾阶而上。这240级台阶象征着240万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将士。一层陵门门楣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浩气长存”四个大字,碑亭梁枋四面有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志愿军英雄像。
温家宝、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朝中资机构、华侨和留学生敬献的花圈摆放在志愿军战士铜像前。温家宝上前轻轻整理花圈缎带。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全体人员肃立默哀。
随后,温家宝来到毛岸英烈士墓前献上花束。他对着毛岸英的塑像说:“岸英同志,我代表祖国人民来看望你。祖国现在强大了,人民幸福了。你安息吧。”
安葬在国内的烈士
“除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著名志愿军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牺牲后运回祖国安葬外,一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回国治疗身亡者也在祖国进行了安葬。”曹家麟对本刊记者说。
国内安葬志愿军烈士比较集中的有三处,它们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沈阳市北陵公园的东侧,由原东北军区政治部修建,1951年8月落成,同年12月10日移交给沈阳市民政局管理。陵园占地24万平方米,地势居高临下,拾级而上,迎面矗立着一座23米高花岗岩砌成的四棱锥形纪念碑。碑体正面是董必武1962年9月题写的“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123位志愿军烈士。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3位志愿军军职干部: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123位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年底,从朝鲜战场运送到沈阳的。翻开烈士陵园档案“志愿军烈士入园登记表”,123位烈士的自然情况历历在目;每个登记表上,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印,留有组织部部长谭开云等领导的亲笔签名。
第一位安葬在这处陵园的烈士是赵兴玉,他是66军588团团长,1916年出生,四川省达县石岗岭人,1933年9月于达县入伍,1937年12月在山西省入党,历任县大队长、营长、副团长、团长,1951年1月在朝鲜战场牺牲。他的入园时间为1951年5月,当时的墓地番号为17组5号。
最后一位安葬在这处陵园的烈士,是1994年安葬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何渠若。何渠若1920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53年9月12日,何渠若牺牲在谈判斗争岗位上。
当时,志愿军烈士们牺牲后,都直接掩埋在战场附近。运送遗体前,东北军区派出人员寻找烈士坟墓、起出烈士遗体,先运送到丹东部队留守处,用棺材装殓,然后用火车运送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有的烈士遗体在丹东来不及装殓,用帆布包裹着运送到沈阳,然后在沈阳入棺装殓。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建立以来,每年前往凭吊、祭扫的国际友人和各界群众达数十万人。
最早的烈士陵园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丹东市锦江山北麓,陵园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最早在丹东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
园内现有烈士纪念建筑物2处,一处是1971年由丹东市革委会、丹东市驻军修建的主体纪念碑“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另一处是1951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修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园内设有烈士事迹展览室2处,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展出园内18位烈士英烈事迹。陵园重修于1971年10月25日。1984年3月,丹东市各界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又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绿化美化。
沿着陵园正面花岗岩台阶缓步而上,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耸立着一座12米高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铭刻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十个金色大字,在纪念碑前后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13位,团以上干部8位。
丹东地处抗美援朝战争前沿,许多重要的悼念活动都安排在这处陵园进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先后来到这里祭奠抗美援朝烈士。
丹东全市有多座烈士陵园,该地区的五龙背、花园沟、蛤蟆塘、七道沟、四道沟、浪头镇、凤城大堡等地,还有几处小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根据丹东民政部门统计,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兴区有612名,元宝区有622名,振安区有235名。另有部分无名烈士。
据元宝区民政局局长刘伟仁介绍,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6月,最初为散葬土墓。陵园内一共安葬了688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转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医院,经抢救无效而牺牲的烈士。这些烈士来自中国21个省市,分别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军、空4军、安东军分区、辽东军区等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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